如果时光能倒流30年，今日身陷囹圄的祝均一也会为自己当年的意气风发而感动的。

　　从职场到官场

　　1951年2月，祝均一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中，籍贯为浙江海宁。祝均一从小就是一个好孩子，当年在上海长乐路第三小学就读时担任过少先队大队长。从上海向明中学一毕业，他作为“老三届”一员就响应祖国号召奔赴黑龙江逊克地区。由于家庭出身不“硬”，祝均一进不了可以拿固定工资的国营农场，只得插队落户，与农民一起劳动，挣工分过活，那年祝均一才16岁。

　　祝均一在黑龙江一呆就是10年，青春年华几乎全献给了这块黑土地。这10年中，他除了战天斗地外，还在业余时间舞文弄墨，经常出入县宣传部，成为学习室成员。而这10年的另一个收获是与一位海拉尔姑娘相恋7年。“文革”结束后，祝随全国的回城潮回到了上海，厚道的他不顾家人反对，硬将姑娘娶回了家。

　　回城后，祝均一被分配到淮海路街道的里弄生产组工作，与里弄里的大婶、大娘们一起剪塑料管子，这是祝均一最痛苦和最感怀才不遇的时候。他做起了文学梦，准备写一部小说，起名为《多余的人》。有趣的是，这部小说还是腹稿时，祝均一在里弄生产组中的表现却脱颖而出。

　　1979年，祝均一带领大伙儿成立了“上海市卢湾区春雷电讯厂”，其产品“春雷牌”六管外差式半导体收音机上在上海滩十分抢手。在祝均一的卓越领导下，一批“插兄插妹”和婆婆妈妈们创造的经营业绩让全上海人刮目相看。那时机关干部每月只有5元奖金，而他们厂里的工人每月奖金高达30元。到1983年，企业的年税后利润达到了140万元，在当时这对一个街道企业而言，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到1984年，祝均一又将原来的街道企业改制成“上海多灵电子工业公司”，由“小集体”改制成了“大集体”，“多灵”品牌当时在上海滩上闻名遐尔。

　　打那以后，祝均一在上海滩的知名度迅速窜升。他的名声不仅在于拥有了“优秀企业家”、“新长征突击手”之类的桂冠，更在于他对解决就业问题做出了杰出贡献——他曾是婆婆妈妈们的领袖，又是“插兄插妹”们的楷模——基于这种贡献，没隔多久，组织部门将祝均一调任卢湾区集体事业管理局副局长，其意图十分明确，就是让其直面知青回城潮后带来的就业问题。

　　20多年前那张A4纸上印着的任命书，改变了祝均一的人生轨迹，由走企业之路转到了走官场之道。是福是祸，直到2006年7月才见分晓。如果没有这张纸，祝均一的命运肯定会重写，也许在上交所的“老八股”中会有“多灵”一席之地，因为那时还轮不到延中、爱使之类的公司出风头呢！

　　从平民走上仕途道路的祝均一，由于有在艰苦环境下工作的实际经验，有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和才智，所以，他的仕途始终与基层百姓的甘苦联在一起。

　　没隔多久，祝均一又被另一张A4纸任命为上海市集体事业管理办公室副主任。所谓集体事业就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祝均一成了全上海“插兄插妹”、婆婆妈妈们的领军人物。

　　依然是没隔多久，祝均一被提升为上海市经委副秘书长、经委副主任。期间祝均一完成了上海电视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的学习。直到有一天，当时上海市的主要领导找祝均一谈话，“到现在，国企改革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就像一列行驶的火车，在轨道上遇见一根木桩横在那里，不把它搬走，就没法继续前进。”于是“搬走木桩”的任务就交给祝均一了，“组织上决定让你兼任上海市劳动局局长”。

　　从苦差到肥差

　　10多年前的劳动局局长是官场上最苦的差事，彼时中国经济处于转型期，各种社会矛盾主要集中在劳动关系上，上海滩那些从边疆回来的、插队回来的、支内回来的知青们，为下岗、为劳保、为就业……几乎全往劳动局跑。劳动局几乎每天都要对付上门来吵的、闹的、绝食的、静坐的、扬言自杀的各式人等……这苦差事落到了祝均一身上，最要命的是劳动局自身没钱。祝均一心里明白，领导说的“木桩”就是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当时“要钱没有，要命一条”的劳动局局长祝均一，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自己能管着那么多钱，比开银行还来钱，而且想不管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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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深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