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的“一枝独秀”

　　追溯中医的历史，恐怕要从远古讲起。早在那时，我们的祖先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逐渐发现某些食物能消除病痛；在使用石器的时候，创造了砭石、骨针疗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等。

　　此后的几千年，从《黄帝内经》，到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被誉为中华民族瑰宝的中医，在顺境中发展着，并形成了“一统天下”的局面。

　　然而，正所谓“物极必反”，鸦片战争后，尤其是20世纪，西医大规模进入后，随着国人对西医的态度由怀疑转为信服，中医正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第一次论争：中医告负

　　1912年，北洋政府统治时期。当时的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颁布的学制及学校条例中，只提倡专门的西医学校，而把中医挡在门外，也就是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

　　消息一经传出，引起了轩然大波。扬州中西医学研究会创始人袁桂生率先发表言论：“教育部定章，于中医学校之课程，删中医科目，是可忍，孰不可忍。”自此拉开了中西医第一次论争的序幕。

　　1913年，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汪大燮再次公开提出废除中医中药。随后，教育部公布的教育规程均弃中医于教育体系之外。

　　于是，上海“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联合全国19个省市中医界和同仁堂、西鹤年堂等药业人士，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要求将中医纳入医学系。迫于压力，政府只得一面搪塞说废除中医的政策不会实施，一面仍拒绝将中医列入教育计划。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就这样失败了。

　　西医误诊梁启超

　　第一次中西医论争中，梁启超是站在西医一方的。然而，1926年，他的病成了中医支持者们对西医发起反攻的有力武器。

　　3月8日，梁启超因尿毒症入北京协和医院。经X光透视，医生诊断为癌。梁启超的弟弟梁仲策问医生：“不一定是癌吧？”医生答：“不一定不是癌。”再问：“怎么治？”再答：“全部割除。”手术后解剖此肾，果然看见其中有一樱桃大的黑点，却非癌症。要命的是，病人尿中仍带血，且查不出病源所在。

　　如果仅是一件普通医疗事故，重提这桩旧案，意义不大。许多人关注此案，是想将争执多年的“中医西医孰优孰劣”问题，再付表决。所以，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一经传出，西医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原来，梁启超入院前，曾请京城“四大名医”之一萧龙友把脉，诊断说“不是急症”，不就是尿里有血吗，“任其流二三十年，亦无所不可”。而在西医那里割掉一个肾，得出的结论也是“无理由之出血症”。

　　梁仲策的《病院笔记》中对西医略有微词：“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而徐志摩在《我们病了怎么办》一文中也提到：西医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检查了一下出去了，再换两三个大夫来看，究竟谁负责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

　　两篇“声东击西”的文章一经登载，便惹恼了鲁迅。7月5日，鲁迅发表了《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徐志摩等人：“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生；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当时舆论对西医的谴责和攻击，占压倒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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