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楼市、股市高涨时，繁荣的景色遮住了丑恶，一旦泡沫散去，很多罪恶便呈现在世人面前。在这一轮的泡沫经济爆破，全国各地已经陆陆续续抓住一些贪官。香港《明报》讯，中纪委已对文化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于幼军作出了“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中纪委指于幼军担任深圳市长期间利用职权影响力，在市政府招标工程中令其亲友所属香港公司中标而获取巨额利润，其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政纪。据悉，于幼军的文化部党组书记及中央委员等职务，将在下周召开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后陆续撤销。
消息人士说，于幼军今次主要受其胞弟于小军所累，香港某公司在深圳政府某招标工程中意外中标，虽然于幼军坚称此事循例按正常手续审批，未施加任何影响力，但因该公司为其弟于小军所属，这令于幼军有口难辩。——又一起任职地方高官涉及房地产工程案件。
 |
|
|
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周四将基准政策利率维持...
|
|
|
地方挖出蛀虫，国家机关也暴露硕鼠。中国商务部继郭京毅受贿案后，原外国投资管理司副司长、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副会长邓湛，近日已被“双规”。据媒体报道，邓湛案是由郭京毅案牵扯出来的连环案。早在8月13日郭京毅被“双规”的当天下午，邓湛即被有关部门叫去谈话，后因身体欠佳，需要医治；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邓湛涉嫌腐败犯罪的证据愈来愈清楚，有关部门遂将邓从医院的病房中带走。和郭京毅一样，邓湛也涉嫌收受巨额贿赂，同样是“吃里扒外”，为外资企业进军中国市场提供便利。
郭京毅在制订外资购买法案的过程中，涉嫌内外勾结，收受巨额贿赂，满足个人私欲后，竟然置国家经济安全于不顾，故意为外资购买中国企业留有法律漏洞，使中国经济在国际巨头的攻城掠地中，不再设防，门户大开。如今又爆出邓湛涉嫌巨额受贿案，同样涉及对外贸易的立法与审批，可以说，这样的腐败案已经超出一般意义上的行贿受贿犯罪。这些人掌控国家涉外法律的制订和对外投资管理大权，如今却为了一点个人蝇头小利而公然出卖国家利益，其祸患必然更加深远，其行为已经和汉奸、卖国贼无异。
近日，中国旅美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发表文章，就三鹿毒奶粉事件持续发酵，各国清理出来有毒奶品名单不断加长问题发表看法。何清涟认为，一国的商品除了标示该国的工艺制作水平之外，还承载了其它各种社会文化因素：商品价格反应了该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与福利制度，商品质量则折射了这个国家的商业信用、承载信用的道德秩序以及该国的社会制度。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看似发生于生产领域的经济问题，但实质上却是官场贪污腐败、经济伦理畸变、环境生态持续恶化这一过程中生长出来的一株毒果。
在有毒食品泛滥成灾的情况下，政府的监管能力是保障食品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因为中国是个强政府与弱社会并存的国家，民间社会既无监督管道也无监督能力。但在面对有关中国食品安全问题时，政府官员的举措缺乏最起码的政治责任：第一，滥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煽情，以规避政府与企业责任。比如2007年中国制造因产品安全问题遭受各国抵制时，中国政府一方面在国内加强新闻控制，不让民众了解真实信息。另一方面将国际社会对中国食品与中国制造的指责硬说成是海外反华势力“制造中国产品安全威胁论”，意在“把中国产品妖魔化，达到在经济上严重影响我产品出口贸易，在政治上破坏我国的国际形象的目的（见国家质检局长李长江2007年7月17日的讲话）”。第二，将国家免检制度变成了国家质检部门的寻租机会。中国设立了国家免检制度，规定凡达到一定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其产品只要连续三次在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检测中过关，就可由所属省市推荐，向国家质检总局申请成为“国家免检”产品，有效期3年。获免检金牌后，三年之内由企业自身监管产品质量。中国政治高度腐败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家企业想通过省级以上质检机构的3次质检并获其所属省市推荐，最后得到国家质检局的免检金牌，这5道环节无一不构成官员们的寻租良机。2004年阜阳假奶粉事件中，三鹿奶粉曾被指出有质量问题，但在三鹿的强力公关下，不仅没有倒牌，反而被国家质检局作为8个名牌免检奶粉推荐给消费者。其后，三鹿利用了国家免检这一荣誉背书，在其产品中大量投入三聚氰胺。第三，听任受严重污染的农田继续种植，坐视国民受污染农作物之害。
更让民众愤怒的是，政府部门不是想方设法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而是于2005年成立了国务院中央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在全国各地开办为中央94个部委提供各类食品的专业养殖基地。在弃监管责任于不顾的同时，倾力为中央部委编织一道食品安全防护网，实在有违起码的政治道德。
何清涟女士是湖南师大历史系1983年毕业生，后获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曾供职深圳市委宣传部，并兼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作甚丰。1999年6月14日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亚洲之星”。
也许是何清涟女士曾供职深圳市委宣传部的缘故，比较了解中国官场，所以从官场“政治道德”的角度看待三鹿奶粉事件，鞭辟入里。
三鹿奶粉事件的形成，看似是利润问题，其实折射出制度缺陷。制度的缺陷，就考量着执政者的政治道德。
国家经济困境中，很多贪官现形，他们能如此容易挪用公款，各单位的内部监控形同虚设；分管土地、规划的官员，大手一挥便点石成金，将国有土地低价卖给地产商；这种最简单的官商勾结屡见不鲜，为何又能屡屡得逞呢？经济周期不断循环，贪官前仆后继地倒下，这种怪圈，到底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说到底，也涉及政治道德的问题。
笔者在《中国不仅需要新闻监督，还需要进步文学》博文中，叙述旅美作家郑义的观点，他指出，“中国之病，病入膏肓。十万个为什么，无一不指向制度”；“我要一千次一万次重复：要紧的不是思想认识，不是书，不是法律条款，而是制度、制度、制度！”
制度的改革，固然是必须的。法制的完善，也非常关键。但是，仅仅有制度和法制，也是不够的。民主政治在世界很多地方都形成了制度，特别是在亚洲，但实施中的反腐败作用，未必能象西方国家那样有效。台湾就是例子，尽管制度和法制比较进步，照例免不了陈水扁家族的堕落。所以，道德的力量也显得尤其重要。
我们说，制度的改革、法制的完善和道德重建必须同步进行。制度改革、法制完善，能让贪污、渎职、滥权无所遁形，至少也能保证贪污腐败及时被揭露和惩处；道德重建则能使官员在伸手时受到精神上的自我约束。制度和法制，能阻人为恶；道德则劝人向善；---如同伊斯兰先知一样，一手高举宝剑，一手紧握古兰经。没有道德约束下的制度和法制，它只有宝剑可以杀人，但杀人却不是目的；仅仅提倡道德而没有制度和法制的保证，道德也就成了可有可无的破鞋，可随时丢弃。
温家宝总理近日以来多次强调道德的重要性；胡锦涛主席也强调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动摇。笔者认为，这表达了中央高层重建道德的决心。
笔者认为，重建道德，首先就必须重建政治道德。政治道德属于执政者层面，如果没有执政者的道德心，就很难说会有社会道德，即不可能提升全国公民的道德观念。试想，如果有“国家机关食品特供中心”之类的不道德行为存在，如何要求国民有公德心？
西方国家之所以能有效的抑制腐败，不仅因为民主政体和比较健全的法制，还因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清廉不但是制度和法制的要求，而且是政治道德的血液和骨骼；失之就无法生存。执政者一旦有道德错误，不仅千夫所指，而且自己也羞耻难当，自动引咎辞职。前不久，新西兰总理主动向中国政府揭发毒奶事件，并不是制度和法律硬性规定她这么做，而是政治道德促使她必须这么做，——“这样的事情在我们这里，是不可想象的”。
政治道德，起码要求掌权者与全体公民同呼吸、共命运，不能特殊于民众。
不过，制度改革、法律完善也好，道德重建也罢，都还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情。回到文首，美国金融风暴必然导致国家经济面临进一步困境；地方上的贪官现形是必然的事。但国家部委蛀虫的被啄，就更令笔者揪心。如果国家经济是在这样一批人手中掌控、管理，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实在令人担忧。因为，无论这个国家的人民多么勤劳能干，最终的劳动果实都将被他们拱手送给他人。香港媒体追问：在国家政府机关中，究竟还有多少这样“吃里扒外”的所谓“精英”在出卖国家利益？
恐怕，很多人也在思虑这个问题。（ibtimes）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您现在的位置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