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东莞召开的一次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针对与会者担忧物价持续高位运行，市民的收入相对减少，东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志庚表示，在物价高企的情况下，他本人受澳门特区政府向居民派送红利的启发，初步有个想法，即给市民发放“临时生活补贴”，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据5月1日《南方日报》)。

　　自从今年1月上海政协委员刑普提出政府向全民派发“红包”的设想以来，有关“红包”的争论一直不断。显然，从国外已有的先例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不约而同向市民派发红包的事实来看，“红包”的设想并非不可行，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有为者亦若是”的改革勇气，在操作层面上大胆尝试。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莞锐意改革，提出向市民发放“红包”，堪称零的突破，值得期待。

　　当然，应对通胀，缓解民生艰困，有人说减税最可行，有人说直接发“红包”最公平，然而，关键不在于哪种方式更优，而是不要让这些只停留在民间讨论的层面，而应立即纳入政府决策的考量。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显示，一季度CPI同比上涨8％，这一数字创下了近10年单季涨幅新高。相比往年，现在猪肉食用油等民生消费品价格动辄翻倍，消费品、原材料全线暴涨，民众被CPI远远甩在后面，通胀大口吞噬着全民的财富，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政府必须拿出紧急应对之策。

　　无论是减税还是派发“红包”，实质上都是要政府掏钱，而目前政府财政亦有这个能力———这几年来，政府财政收入一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重创民生的通胀和经济增长减速，并没有改变财政高速增长的态势。据国家税务总局最近发布的数据，一季度全国税收收入累计完成15102亿元，同比增长33.8％，增幅居近年同期最高。

　　有如此充裕的财政实力，因此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为民众幸福做出物质牺牲其实理所当然。然而，事实却是，现有应对通胀的措施，还不能满足干渴民生之所需。一方面，这些措施惠及的人群太少，如提高低保金等措施，它们只照顾到弱势阶层，没有顾及处在“夹心层”的中等收入群体。一方面，这些措施的力度还很不够，例如去年年底的个税起征点由1600元上调到2000元，可这样的调整幅度大大低于公众的期待，月入5000元个税只少了60元，这在物价飞涨的当下，能有多大意义？

　　所以，应对通胀，纾困民生，公众期盼着政府拿出更积极的财税政策，让利于民，育富于民。我们的减税政策还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今年“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发出减税的呼吁，在全球物价高企，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我们理当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扬起减税的猎猎大旗，制定出一套庞大的减税计划。而对于向全民派发“红包”的公众舆论，政府也不可轻忽，既然东莞仅靠地方财政就能作出向市民发“红包”的承诺，那么比地方财政更宽裕的中央财政没有理由做不到。

　　实际上，不管是大规模减税，还是直接派发“红包”，这些不单是通胀时代的权宜之计，它对于刺激内需，促进经济协调发展，保障社会公平，增进社会和谐更有着长远的意义，对政府而言，这笔钱绝对花得物有所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