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2/3左右的央企总部在北京，而上海只有6家。近年央企改革后规模迅速扩大，在国民经济当中的地位更强了，“实力很雄厚之后便有了融资的需求，包括存款业务。”连平表示，“需求非常大，而在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下，当然就是找银行。”

　　与此相吻合的是，四家大行的总部在北京。所以，北京在资金集散等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连平提供了一个数据，2007年全国的新增贷款中，北京的占比达到1/10，而上海只占1/20，差距比较明显。

　　“本来北京的信贷市场规模就比上海大，经历去年的发展之后差距更大。”连平表示，个中原因主要是三家国有大行完成上市，去年的信贷投放力度加大；还有奥运等因素。

　　其次，在间接融资的体制下，由于各个地方政府或多或少对资金流动有一定的干预；同时监管部门也是按照地区进行监管；尤其是大银行，经营是按照地区来管理的。

　　“这样一来，跨地区的信贷资金流动是非常困难的，障碍较多。”连平表示，在这种情况下，上海希望通过间接融资的方式来实现对全国各地的扩散与辐射，也是非常困难的，只能借助资本市场，如企业上市融资。

　　而上海的特点正是在于市场体系比较完善，尤其是资本市场。在证券市场方面，主板市场在上海，而债券市场两大系统都聚集在上海，一是上海证券交易所，二是银行间市场——外汇交易中心，品种包括公司债、企业债、短期融资券和最近推出的中期票据。

　　“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上海的特点就非常明显，就是培育直接融资功能。”连平称，而从长期来看，这对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是非常有利的，因为中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转变，从单一的间接融资为主，向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并举。

　　连平表示，以前上海做了很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的报告。他本人于1994年便参与首份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研究报告。

　　“我们的看法是路越走越清晰，有些问题不要回避，要实事求是。比如，北京的总部优势，以及在资金集散方面的优势；间接融资的资金流动是会受到各方面的限制。”连平说。

　　在培育直接融资功能时，“为促进直接融资的功能壮大，地方政府可以做一些事情。”连平建议，如政府服务、环境的改善、人力资源的培育还有树立市场的影响力。

　　当然，“也希望监管部门可以适当地把一些准入，以及非常具体的监管权力下放到上海，由派出机构来执行，简化行政程序提高效率，比如产品创新及活跃创新行为。”连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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