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汶川地震震撼着亿万人的心，让许多艺术工作者重新看待并反思自己的艺术创作，从而激发出前所未有的激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第一线，发自真心的渴望拿出和这场地震相关联并相匹配的作品来，无疑，这是我国文艺很可观的景象。只是突然那么多的艺术创作者蜂拥而至，据说仅影视创作的剧目就达20多部，这样扎堆儿的景象又实在值得警醒。难怪成龙感叹并告诫即使拍出来的也是烂片。这样告诫并非泼冷水，艺术创作需要激情，但也同样需要沉淀，需要思考，需要厚积薄发，这些经验之谈，并不因为是老话重提就没有道理。

　　近日，仅话剧在北京有两台要上演，分别是人艺的《生，活》与国家话剧院的《坚守》。人们担心这样的急就章的艺术水准，参加人艺话剧演出的朱旭老爷子，站出来为其辩解说，人艺有传统，当年老舍先生的《茶馆》最初也是为配合选举创作的。朱旭老爷子说得没错，当年老舍先生最初写《茶馆》确实为配合选举，但后来他写着写着就偏离了选举，轻车熟路回到了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茶馆》的成功，恰恰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处理得好的典范，它以卓有成效的实践，说明急于配合任务往往会欲速则不达，而长期生活的积累和思考，尊重文艺创作规律，才有可能让艺术之花适时盛开。

　　文艺创作的各种门类有其各自的创作规律，此次抗震救灾，诗和报告文学应该责无旁贷，是他们大显身手的时刻。但是，那么多剧组奔赴第一线，在余震不断的现实里无论扮演灾民或救灾者，还是执导摄像机调动拍摄虚构的场面，尽管勇气可嘉，心情可敬，但总显得并不那么合时宜。地震现场不是摄影棚和影视基地，更不是片场、秀场和赛场。人们需要的并不是看到他们的生活再现。艺术给予人们的，应该是更高一层次的审美和思索，而不仅仅是现在进行时态的照相式的写照。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的书记员，但这个书记员并不等同于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家的现场即时报道。

　　如此多影视创作组集中于抗争救灾这一题材，难免萝卜快了不洗泥，人们担忧其艺术水准，也是可以理解的。套用本雅明的话说：大规模的传播意味着内容被非语境化。也可以说如此规模的抗震救灾的剧目，内容被非语境化，便很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原初意义，降低了内容的有效性。还是本雅明说：过度使用和不断重复，而使得其意义被排空。这一点，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不要好心而没有把事情做好。

　　事实给我们提供了例证。非典期间，也曾经急匆匆上马几部影视剧和话剧，但基本没有什么成功之作，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几乎连剧名都忘记了。

　　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在国难面前，满怀赤子之心，是难能可贵的。只是我们激情有余，理性欠缺，我们容易冲动，但人们需要我们的不仅仅是勇气，更需要我们对这场千年大灾的深刻思考，和对这场大灾之中我们民族精神的重铸，以及对这场重大的民族记忆的整理和存留。

（作者：肖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