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名医大典 大河

2026年5月15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十部门联合召开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启动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部署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专项治理。严厉打击的范围指向三类行为：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

打击中医骗子的行动年年都有，但这一次，舆论场上的关注密度和热度明显不同。从新闻发布当日的社会反响看，这则消息在各大社交平台迅速形成刷屏态势，网友评论的高度集中和情绪共鸣，远超一般行政管理类新闻。究竟什么力量，让这一轮专项整治行动成为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

答案并不复杂：上当的人太多了，受伤的人太多了，而真正的“痛点”，从来不在一纸官方通报里，而在于遍布城乡的街边养生馆、手机里的直播间、微信群里的“老中医”，早已嵌入亿万家庭生活的日常。

市场之乱：一个每年催生大量受害者的“灰色生态”

在谈论政策之前，必须先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为什么整治中医骗子会引发全民共鸣？

因为整个市场——大得离谱。 据天眼查专业版数据，截至目前，我国拥有超过405万家康养相关企业，山东、广东、江苏三地分别拥有41万余家、37万余家和28万余家。而在近2%的康养企业曾出现经营异常的背景下，仅2025年，康养行业相关企业就产生1.2万余条被执行人信息。

这不是一两个害群之马的问题，而是一个大规模的系统性灰色生态。

更令人揪心的是受害者的庞大规模。一起典型案例令人不寒而栗：2025年，有3万多名老人被“特效保健酒”的谎言骗走10余亿元“保命钱”；另有700多个假老中医组成诈骗团伙，坑害10多万人。2026年央视“3·15”晚会前夕，一档名为《奇酒保安康》的直播栏目被深度调查，其主推的长清方人参天麻药酒，在直播中被歪曲成能治疗高血压、糖尿病、脑梗、心脑血管疾病的“神酒”，而该产品的批准文号所对应的功能主治仅为“益气活血，舒筋止痛”，用于关节痛、腰腿痛，其说明书中明确写着“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全者慎用”——直播话术与药监备案之间，横亘着一条直接危及生命的认知鸿沟。

受害者画像也有一个高度清晰的共性：中老年人。这个群体健康焦虑重，对中医有天然好感，信息辨别能力相对薄弱，加上智能手机和短视频平台的快速普及，使其成为“假中医”产业链最精准的“收割对象”。据行业调查，高达75%的受访者对中医药持信任态度，且60%希望了解更多养生保健知识。而这份朴素而深厚的信任，正是被层层构建的伪中医骗局反复“围猎”的突破口。

套利之变：从线下养生馆到直播间的“技术迭代”

如果说过往的中医骗子更多是蹲守街角、散落民间的“街头骗术”，那么过去三到五年间，假中医骗局已经完成了一次深刻的“技术迭代”。它们实现了产业链化运作、工业化复制和低成本获客的现代化升级，危害范围以指数级扩张。

直播带货是这轮“升级”最大的放大器。消费日报记者调查发现，《奇酒保安康》栏目的“专家”李杰，被包装为“天津中医院药酒特色专家”“从医40年资深医师”“国医大师亲传弟子”等头衔，然而，记者在国家卫健委医师执业注册信息查询系统中，无“李杰”匹配记录，无任何执业医师或中医师资质。一位无证人员，在直播间中每日以“主任”“专家”身份对常见疾病进行“诊断分析”并推荐产品，行非法行医之实。

另一典型案例——2026年央视“3·15”晚会曝光的“34岁老中医”赵雪峰，身份证显示出生于1991年，却宣称“行医二十余春秋”；其执业医师资格证签发于2021年11月，拿证至今不足3年，却以“国医大师”身份在多个平台亮相。更令人警惕的是，该公司在3·15被曝光后，仅约三周便将名称从“沈阳铁西广济生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变更为“沈阳铁西麒针堂综合门诊部有限公司”。截至调查报道发稿，记者未检索到任何针对该公司的行政处罚记录。

这揭示了整治行动面临的深层困境：经营主体“换马甲”的成本低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监管的反制速度和穿透能力尚未完全跟上。

信任之堤：一个被严重透支的行业声誉

公众对中医乱象的愤怒，不仅源于经济损失，更源于情感上的被辜负。中医药行业乱象的根源是“虚”“实”交织——监管体系标准不一、力量分散给造假者可乘之机；暴利驱动下，用红薯雕刻的假何首乌成本不足一元，竟卖上百元；从业者背离“辨证论治”原则，为求快滥用西药，医失仁心、药失真性。一些中医堂甚至沦为医保诈骗的“流水线”——2025年上海警方破获的案例中，涉案机构虚开大量诊疗项目并套取贵重药材，骗取医保基金超过1200万元。

深层危机在于，当“老中医”“国医大师”等词汇从技术称号异化为营销话术，当“祖传秘方”“宫廷秘方”从文化符号蜕变为牟利工具，中医行业百年来积攒的公众信任正在被逐日侵蚀。江南都市报刊发评论《是时候给中医药行业乱象开“猛药”了！》一文直指要害：“中医药行业的危机是信任危机。整治既要‘猛药去疴’，更要‘久久为功’，重塑信任，让行业回归‘大医精诚’的正道。”

政策之变：此次整治为何可能“动真格”

此次专项治理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还有一个关键原因：政策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单一监管”升级为“跨部门全链条打击”。

启动会由十部门联合部署，国家中医药局党组书记、局长刘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卫生健康委纪检监察组、各参与部门司局负责人在主会场参会，各地相关部门在分会场参会。与过去个别部门单打独斗的临时性行动不同，此次从顶层设计上将刑事打击（公安、最高法、最高检）、医保稽查（医保局）、市场监管、药品监管（药监局）、内容监管（网信办）以及中医药行政管理的监管资源整合于同一战线。这意味着，一处露头，处处收紧。

覆盖层次的突破同样关键。从高端的三甲医院中医科到触角最末梢的养生馆、理疗店、甚至私域微信群里的“养生课堂”，都进入了此次整治的范围。这对于治理面广、层级多、违法主体高度分散的中医骗局具有决定性意义。

社会期待形成闭环的结果导向。公众不仅关心“罚款了多少钱”，更关心“这些骗人的馆子还能不能继续开张”“医保基金被套走的钱能不能追回来”。此次整治明确要求加强典型案例通报和正面宣传力度，各参与部门依职责采取限制参与药品采购活动、限制签署定点医保服务协议等联合惩戒措施。从整治启动之初就设定了“结果检验”的预期框架。

评论：中医失信成本长期过低是乱象屡禁不绝的根源

此次十部门联合启动的中医专项治理成为社会热点，本质上是微观层面“民怨积蓄已深”与宏观层面“政策升级已到”的一次制度性对接。中医行业出现乱象，并非因为中医本身，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中医作为文化符号所具有的深厚群众基础，为不法和欺诈行为提供了“高价值冒充对象”。

如果说过去的单个部门“突击式”检查更像游击战，那么十部门联动的“全链条式”治理，则是一次阵地战的彻底转向。刘金峰在启动会上强调，要“严厉打击假借中医药名义的非法行医、虚假宣传、欺诈骗保等违法违规行为”，并“加强中医医疗机构和服务监督管理”。这意味着，这轮整治不仅面向违法行为本身的惩处，更面向中医行业管理机制和制度体系的根本性优化——从行业源头扎紧篱笆。

名医大典董事长何世红分析认为，中医失信成本长期过低是乱象屡禁不绝的根源。“换马甲”“打游击”避重就轻的处罚形成了事实上的“违法获利大于违法成本”。因此，整治中医行业的最终标尺不是打掉了多少个直播账号，处罚了多少家门店，而在于能否从根本上切断“骗人、获利、更名、再骗人”的低成本操作循环——让中医失信不再是“一笔合算的买卖”。当行业自身的“免疫系统”开始自主识别排斥不良资产，中医市场的信誉才有可能从被严重透支的状态中逐步修复。这对中医的长期声誉和行业代际传承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