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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商报记者 孟凡霞 吴限 不良率超过20%、拨备覆盖率低于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为负……一系列的数据指标预示着农商行正在面临空前的压力。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自11月以来，证监会官网披露了15家农商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其中8家农商行不良率在10%以上的高位，甚至个别银行飙升至约23%。不良率处于高位也给农商行带来净利润大幅下滑、资本金告急等经营困境。

　　8家不良率超10%

　　临进年尾，农商行“补血”动作不断。随着定增说明书的密集发布，多家农商行的资产质量情况得以披露。根据证监会12月13日披露的江苏沛县农商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截至今年9月末，该行不良率高达16.21%，是同期农商行平均水平的4倍，是行业平均水平的8倍之多。不良率的高企导致了拨备计提压力，江苏沛县农商行9月末拨备覆盖率仅为16.59%，严重低于监管要求；资本充足率三项指标均为负数，为-7.97%。

　　江苏丰县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同样不容乐观。数据显示，截至9月末，该行不良贷款余额13.6亿元，不良率为11.24%；拨备覆盖率只有29.58%，且自2017年末就连续下滑；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为负值，为-38.83%，且呈扩大趋势，去年末这一数据为-9.97%；资本充足率三项指标同样也为负数，为-4.2%。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该行自2018年不良贷款出现爆发，2018年一年时间就增加了13.78亿元的不良贷款余额，而2017年末的不良贷款余额仅为4.8亿元。

　　上述两个农商行案例并非独例，不良率处于10%以上高位的农商行还包括江西玉山农商行、江西铅山农商行、江西都昌农商行、安徽桐城农商行、安徽宿州农商行和鹰潭农商行等。根据各家银行的定向发行说明书，江西玉山农商行截至6月末不良率达到22.98%；江西铅山农商行截至6月末的不良率为18.6%；鹰潭农商行9月末不良率为17.6%；江西都昌农商行6月末的不良率为15.21%；安徽桐城农商行和安徽宿州农商行6月末的不良率在11%-13%区间内。

　　对于不良率高企的缘由及未来处置措施，北京商报记者多次尝试联系上述银行，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资深金融科技从业者马超表示，农商行资产业务中对公业务的比重较高，抬高了农商行的风险管理难度。同时，农商行的风控手段有限，金融科技发展水平较低，因此整体资产质量远低于同业平均水平。

　　认定趋严、行业集中度高为主因

　　纵观上述几家农商行不良率高企背后的原因，是监管认定趋严、农商行天生风险防控薄弱等因素。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上述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快速恶化均在2018年爆发，江西玉山农商行、萍乡农商行等多家银行在2018年一年的不良贷款余额均增长超过10亿元，而201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仅在3亿元之下。

　　以萍乡农商行为例，该行2017年末不良贷款余额为2.03亿元，2018年末这一数据变为12.99亿元，一年时间增加了10.96亿元；2019年9月末不良贷款余额降至10.46亿元。对此，萍乡农商行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解释称，一方面，在经济下行、去杠杆、严监管等多重外部因素叠加影响下，该行信用风险加速暴露。另一方面，受监管新规的影响，该行2018年末将逾期90天以上贷款全部纳入不良贷款管理，导致不良贷款规模逐步增大。

　　贷款企业经营困难也是农商行不良率高企的一大因素。例如，江西玉山农商行在定向发行说明书中称，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影响，部分行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困境，经营情况恶化，拉长资金回笼期，导致还款来源不足。同时，原正常企业贷款客户因环保要求停产、搬迁，出现流动资金紧张和周转困难，导致未能按约定偿还贷款本息等。

　　在资产质量恶化的同时，部分农商行还面临着资本充足率告急的现状。鹰潭农商行、江西玉山农商行、江西铅山农商行等资本充足率的三项指标均为负值，“补血”已是迫在眉睫。查看监管公告发现，证监会已经核准了江西铅山农商行、安徽宿州农商行、鹰潭农商行等银行的定向发行股票的批复。

　　不过，监管机构对相关银行的不良贷款形成原因、后续化解措施也保持关注，证监会要求部分农商行补充说明不良率攀升的缘由以及后续化解风险相关措施。比如，要求江西铅山农商行结合信贷客户类型、行业分布、主要经营情况等补充披露不良率攀升的原因；化解不良贷款风险相关措施执行的具体情况等。江西铅山农商行回复称，该行不良贷款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行业，铅山县工业基础薄弱，受经济形势下滑影响导致无力偿还贷款本息。该行2018年末生产加工业不良贷款余额占全部不良贷款余额的比例为49.21%。

　　探索多元化处置途径

　　事实上，不良率高企已是农商行整体面临的现状。银保监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三季度末，农商行整体不良贷款余额达6146亿元，超过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紧追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农商行不良率为4.00%，远超其他三类银行，更是远高于银行业1.86%的平均水平。

　　不良率处于高位的同时，农商行和监管机构探索更多途径来摆脱困境。有消息称，监管层近日已启动第三轮不良资产证券化试点，20余家银行入围，除了四大资产管理公司（AMC）、邮储银行、部分城商行外，还首次纳入了多家农商行。分析人士指出，监管将部分农商行纳入试点，也是希望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一定程度上缓解农商行的不良、资本等监管压力。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工程系教授刘澄表示，不良资产证券化不失为农商行规模化处理不良资产的一个有益探索。通过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打包，相当于吸引外部资金，借助外部力量来解决农商行的不良资产问题，丰富了不良资产处置的模式。

　　另外，今年以来，也有多家农村金融机构拟采用“定向增资+捆绑销售不良贷款”的方式，包括广州翁源农商行、安徽宿州农商行、安徽肥东农商行、济南农商行、山西夏县农商行、河北滦平农商行、河北涿州农商行、山东寿光农商行、江西湖口农商行、新疆乌苏农商行、河北涞水农商行等。在分析人士看来，通过定向股东购买不良资产变相处置不良，也是对于拓宽不良资产处置路径的一种尝试。

　　马超认为，多途径化解不良贷款对银行自身和金融体系健康稳定都有助益，但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只能救短期不能长期奏效。未来农商行还是应提升自身治理水平、风控能力，改变从前单纯追求规模的策略，找到属于农商行的差异化竞争方式才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