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透社 | 蔡垡   版权图片 | 微摄

2025年末，徽商银行交出了一份表面光鲜的成绩单：资产总额突破2.33万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5.51%；归母净利润165.25亿元，同比增长7.21%；不良贷款率降至0.98%，连续两年控制在1%以内。同年，该行在港股市场年内涨幅接近60%，股价和市值双双创下新高。

然而，另一组数据形成了刺目的反差：2025年全年，徽商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累计收到22张监管罚单，累计罚没金额超1700万元；自2025年7月原董事长严琛辞任后，该行董事长职位空缺已超250天；第三大股东“中静系”宣布计划清仓所持约10.59%股权，将其作为化解80亿元债务的终极出路；其房地产行业不良贷款半年内从3.98亿元飙升至11.56亿元，不良率从1.08%猛增至3.12%，一跃成为全行平均水平的3倍以上。

一纸年报，映照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徽商银行。规模狂奔、盈利增长、不良率“看起来很美”的表层叙事之下，治理缺位、合规断裂、股东内斗、结构失衡等深层困境正在同步发酵。这些问题的隐蔽性和顽固性远高于表面数据，揭示着这家万亿城商行真正的生存命题：当一家银行的治理根基持续动摇，其规模叙事还能走多远？

高增长表盘下的“指缝之沙”：哪些隐性指标正在动摇根基？

徽商银行的财务数据并非不优秀，而是优秀的方式值得审视。15.51%的资产增速与1.18%的营收增速形成了典型的“以量补价”态势——资产在加速扩充，收益却几乎停滞。规模增长带动利息净收入增加42.81亿元，利率变动却导致利息净收入减少39.59亿元，两者几乎完全抵消。与此同时，净息差从2024年的1.71%收窄至1.49%，净利差从1.49%降至1.31%，降幅分别为22个基点和18个基点。这意味着，徽商银行手握大量资产，却无法高效转化为收益——规模不是问题，但规模背后的定价能力才是问题。

更值得警惕的信号隐藏在资产质量的结构性裂口之中。2025年末，徽商银行不良贷款率已降至0.98%的“优等生”水平，可这一数字很大程度上被快速膨胀的贷款总量所稀释。实际上，不良贷款余额却从上年末的98.76亿元上升至110.53亿元，净增约11.77亿元。拨备覆盖率从286.47%下降至278.79%，安全垫正在变薄。关注类贷款占比从1.13%微升至1.17%，金额净增约19亿元——作为潜在风险的前瞻指标，关注类贷款向不良贷款迁徙的风险不容小觑。

行业层面的风险更为具体。2025年上半年，该行房地产业不良贷款金额从3.98亿元飙升至11.56亿元，半年增幅高达190%；对应不良率从1.08%猛增至3.12%，上升了2.04个百分点。此外，逾期超12个月的贷款达31.45亿元，较上年明显增加。高速扩张的资产规模与日益脆弱的资产质量之间，空隙正在扩大。

合规高频触发：到底是偶发个案还是系统性风险失控？

2025年12月5日，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对徽商银行开具罚单最为密集的一天。因违规发放贷款、贷后管理不到位、信用卡业务管理不到位、理财业务不审慎，总行被罚150万元；因财务顾问业务管理不到位、异地业务不合规，总行再被罚665万元。同一天，徽商银行巢湖支行因贷后管理不到位被罚30万元。这三张罚单合计罚没超800万元。10月，又因贷款产品管理不审慎、贷款三查不到位被罚240万元；9月，因违反金融统计规定被央行安徽分行罚款20万元。

进入2026年，罚单并未停歇。4月9日，亳州分行因违规发放贷款被罚30万元，相关责任人张永杰被处以5年银行业禁入。几天后，淮南凤台支行因违规发放个人住房贷款被罚40万元，相关责任人被警告并罚款合计12万元。

徽商银行的违规罚单已覆盖信贷、信用卡、理财、中间业务、异地经营、收费管理等几乎所有核心业务领域，且违规行为具有明显的重复性特征。“贷前调查不尽职、贷中审查不严、贷后管理虚化”已成为信贷业务的通病。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罚单不仅涉及分支行，总行同样身处处罚之列，这意味着合规问题已不是局部管理疏漏，而是从总行到分支机构的系统性蔓延。

安徽省纪委监委等部门的通报揭示了更深层的原因：徽商银行2005年重组至今的五任董事长中，首任戴荷娣、第三任李宏鸣、第四任吴学民均因贪腐被查处。戴荷娣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李宏鸣获刑14年半，吴学民被指大搞权钱交易、造成国有资产特别重大损失。三任“一把手”相继落马，使得该行合规文化长期脆弱，部分分支机构形成违规操作的惯性。

漫长的“空窗期”：董事长缺位超250天意味着什么？

2025年7月30日，原董事长严琛因工作调动辞任，跨省出任河南省工信厅厅长。此后，该行董事长职位进入长达250多天的空缺状态。截至2026年4月，该职位仍悬而未决。按照《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的规定，代为履职不得超过6个月。徽商银行目前的“代行”安排——执行董事孔庆龙代行战略委员会主任职责，非执行董事卢浩代行风险管理委员会主任职责——已逼近监管红线，一旦超期未完成正式补位，银行将大概率面临监管问询。

董事长作为银行公司治理的法定中枢，长期缺位的连锁效应正在逐步显现。在重大战略决策层面，资本补充、监管整改、风险处置等关键事项的审批推进效率明显不足；在合规风险应对层面，面对密集的监管罚单，缺乏最高决策层的统筹调度与问责力度，导致违规行为反复发生。更深远的影响在于，在息差持续收窄、行业竞争加剧的转型期，缺乏清晰的战略掌舵者，银行的经营方向存在漂移风险。

人事层面的缺口不止于董事长。2025年11月，任职多年的董事会秘书廉保华因达到退休年龄辞职。首席合规官长期处于缺位状态，直至2026年2月才由行长孔庆龙兼任。核心管理层关键岗位的集体空缺，使得银行的决策链条脆弱而迟缓。行长既要代行战略委员会职责，又要兼顾经营管理与合规职责，有效的制衡机制和科学的分工体系正在被逐渐消解。

难以“退场”的博弈：股权困局何以成A股上市“拦路石”？

徽商银行无单一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第一大股东为存款保险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11.22%；第二大股东为“中静系”，持股约10.59%；第三大股东为安徽省能源集团，持股约9.7%。这一股权结构看似多方制衡，实则暗藏长期内耗。

“中静系”与徽商银行管理层的矛盾，核心始终围绕分红展开。2016年以来，中静系多次在股东大会上提交提高分红比例的提案，均被否决。2024年6月，中静系提出将2023年分红比例从15%提升至30%、并按30%补齐2016至2022年分红差额的提案，涉及金额超百亿元，最终遭到否决。2026年2月，中静系再提中期分红提案——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息1.87元，总额约25.97亿元——成为唯一被否的议案，反对票占比50.45%。除分红争议外，中静系与徽商银行管理层在A股上市、人事任免、融资方案等多项重大经营事项上也持续对立，直接拖累了徽商银行A股上市的进程。

2019年，中静系与杉杉控股达成股权转让框架协议，约定以121.5亿元的总价转让其持有的徽商银行股权，定价依据为2018年基准日每股净资产的1.5倍。此后杉杉控股支付了38.9亿元预付款及完成了中静四海部分股权交割，但剩余尾款最终未能付清。双方随即陷入长达数年的诉讼拉锯。中静四海的股权至今仍登记在杉杉集团名下，持有徽商银行3.64%的股份。与杉杉的交易破裂后，中静系先后接触东建国际、正威集团等多方买家，均未能达成交易。多起国资股东此前挂牌转让徽商银行股权也屡遇流拍，股权流动性持续恶化。

截至2026年3月，“中静系”总负债约80亿元，其中到期未还债务超60亿元，包括与杉杉股权纠纷产生的38.9亿元判决款、9亿元违约公司债、欠上海人寿5亿元等。中静新华公布的财务结构凸显危机的严峻性：截至2024年上半年末，其总资产187.85亿元中，对徽商银行的长期股权投资高达138.37亿元，占比超过七成；货币资金仅0.54亿元，短期借款8.11亿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20.64亿元，流动性缺口显著。

中静系的清仓计划若能落地，短期看或有助于扫清A股上市的股权障碍，但接盘方的身份和稳定性将深刻影响徽商银行未来的治理结构。若新股东仍带有投机性资本特征，银行的公司治理稳定性恐难真正改善。

“有增长，缺底气”：横向对比下的徽商银行坐标

将徽商银行放在全国城商行体系中考察，其竞争位次并不稳固。

与同业头部城商行（如北京银行、江苏银行、宁波银行）相比，徽商银行的资产规模增速表现突出，在城商行中处于较快增长梯队。但净息差收窄幅度同样较快，1.49%的净息差已落入行业中游偏下水平。这意味着，徽商银行的增长模式在利率市场化深入推进的环境下面临更大的脆弱性。其贷款结构显示，公用事业贷款占比21%居首位，制造业贷款占比13%，商业及服务业贷款占比14%——依赖基础设施和传统产业的贷款结构，在经济结构调整期面临更大的利率定价压力和资产质量考验。

在合规表现方面，徽商银行2025年超1700万元的累计罚没金额在上市城商行中位居前列。纵向对比，2023年罚没1800余万元，2024年累计罚没近2500万元，合规风险并未显著收敛。就治理稳定性而言，五任董事长三任落马的记录在上市银行中极其罕见。与宁波银行等治理结构长期稳定的头部城商行相比，徽商银行的“含金量”更多体现在规模的“量”上，而资本回报效率、资产质量真实水平和治理成熟度等“质”的指标，仍有不小的差距。

一家银行真正的财富，是信任

2025年下半年，H股投资者用近60%的股价涨幅为徽商银行的规模叙事投出了信任票，这是市场对其区域经济基本盘和短期业绩的认可。

但另一条逻辑线同样不容忽视。截至2026年3月末，该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9.92%。面对贷款规模的持续快速扩张，资本补充压力终将显现。而资本的补充，最终取决于投资者对银行的深层信任——包括对治理结构的信任、对风险管控的信任、对未来路径的信任。

长期观察徽商银行发展的业内专家分析认为，衡量银行价值的核心标准不应只是资产规模和资本充足率这些静态指标，更要看其能否穿越风险和治理的双重周期，在合规经营与战略定力中赢得市场的长期信任。当一家银行的主权掌舵者长期缺位、违规成为禁区里的常态、股东内斗被视为进步的必修课，它所透支的，将是比资本更加根本和重要的东西——市场的长期信任。

仔细审视徽商银行的年报，“0.98%的不良率”是否真正反映了资产的真实质量？“7.21%的利润增长”是否具备可持续性？合规体系建设能否在缺乏坚定的引领力量的情况下自行修复？股东之争能否真正以退为进？答案尚待时间检验。然而，真正的深层次问题或许比这些细节更为根本：在治理根基持续动摇、合规红线屡被突破、资本补充通道受阻的多重困境之下，一家万亿城商行最宝贵的资产——市场的信任——是否还能继续维持？我们在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