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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29日，中国银行交出了一份关键节点的考卷。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788亿元，同比增长8.44%；税后利润610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56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95%和4.17%。净息差1.26%，成本收入比24.80%，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不良贷款率降至1.22%，较上年末下降0.0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203.17%，较上年末上升2.80个百分点。

在国有大行营收增速普遍回落的行业背景下，8.44%的增速并不寻常。更值得关注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它背后一套正在成型的新治理逻辑。

如果说季报是经营结果的“面子”，那么葛海蛟在《新型工业化》杂志发表的文章《以金融之力筑牢新型工业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底盘》，则是治理逻辑的“里子”。这篇7000余字的文章系统阐述了中行服务新型工业化的战略框架，从历史纵深到时代方位，从实践路径到未来布局，勾勒了一条清晰的主线：将银行自身的业务逻辑与国家产业升级的战略需求深度嵌合，使金融资源配置不再是单纯的风险收益计算，而是产业安全、科技自主与金融发展的三重共振。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指出，葛海蛟为百年中行建立的这套新治理逻辑，最核心的特征在于解决了“大行如何不空转”的命题。国有大行长期以来面临的治理难题是：战略方向是对的，但在资源向下配置时，信息失真、机制失灵、执行走样。葛海蛟的贡献在于，他将服务新型工业化从“方向性要求”转化为“业务性嵌入”——通过供应链场景的深嵌、贯通式客户培育体系的构架、以及算力贷、中试保融通等产品创新，实现了政策导向与商业逻辑的统一。这套逻辑之所以成立，是因为它不是自上而下地压指标，而是自下而上地找场景。让总行的战略意图在分支行的具体业务中自然生长出来，而不是通过表格和会议层层传导下去。中行一季度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增长4.13%、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增长7.32%、科技贷款余额突破5万亿元等数据，正是这一逻辑落地后形成的正向效应。

治理逻辑的底层重塑：从“通道”到“经脉”

理解葛海蛟为中行建立的治理逻辑，需要回溯一个核心转变：中国银行的角色定位正在从“金融通道”向“产业经脉”迁移。

传统意义上，国有大行的治理逻辑围绕一个核心展开——规模扩张。资产要增长，存款要增长，贷款要增长，利润要增长。在这个逻辑体系里，金融是中介，是通道，资本从储户端流向借款端，银行赚取利差。至于资金流向何处、解决什么问题，是次要考量。

葛海蛟的署名文章揭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治理路径。文章开篇即引用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被置于首要任务。随后抛出核心判断：“为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这不是一句口号。文章详细披露了一组数据：截至2025年末，中行工业领域供应链融资余额达2.39万亿元，较2023年底增长137.11%。137%的增速远超全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说明这不是被动响应市场趋势，而是有意识地、系统性地将信贷资源向产业根基层前移。

同期，普惠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从4713亿元增至8071亿元，增幅达71.27%。两组数据共同揭示了一个事实：中行的信贷投放重心，正从单纯追求规模转向深度服务于产业生态——既覆盖头部核心企业，又渗透至产业链末梢的中小企业，触及过去容易被忽略的边缘地带。

“贯通式服务”：从单一信贷到全周期陪伴

葛海蛟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一个关键词：“全生命周期”。这是理解中行新治理逻辑的核心入口。

传统银行对客户的服务方式，聚焦于单一信贷产品。企业需要流动资金贷款，银行发放短期流贷；需要设备更新，银行发放中长期项目贷。“产品导向”的服务模式使银行与客户的关系停留在交易层面，难以建立深度信任，更遑论长期陪伴。

中行推出的《中银科创贯通式客户培育计划》则是另一种模式。文章披露，该计划为关键核心技术企业配置600亿元股贷专项资金，覆盖从研发攻关到成果转化、从初创期到成长期的全周期经营需求。这意味着中行不再是企业在某个时点的资金提供者，而是伴随企业成长全过程的长期伙伴。

这种“贯通式服务”的逻辑同样体现在产业链的中小企业端。依托票据、信用证、保理、贷款等金融工具及线上系统，中行将融资服务深度嵌入核心企业的采购、销售等场景。链上中小企业在完成订单、形成应收账款的时点即可在线发起融资申请，资金最快T+0到账。数据共享、场景共建、生态共融，使中行从一个外部资金提供者转化为产业链内部运转的一部分。

这一模式的突破性在于：它解决了中小制造企业融资的两大痛点——一是信息不对称，核心企业的交易数据替代了传统财务报表；二是时效性差，线上化系统将审批周期从周级压缩至天级甚至小时级。文章披露，截至2025年末，中行工业领域供应链融资余额已达2.39万亿元，较2023年底增长137.11%。从不足1万亿到突破2万亿，仅用两年时间完成翻倍增长。

“精准滴灌”背后的算法革命：从押房产到押技术

中行治理逻辑的另一个关键支点，是信贷风控逻辑的重构。

传统银行信贷审批高度依赖抵押物、担保和企业财务报表。这套逻辑对房地产、贸易、基建等重资产行业行之有效，但对科技型企业——尤其是处于初创期和成长期的硬科技企业——几乎完全失灵。科技型企业核心资产是技术专利、研发团队和知识产权，资产负债表上只有“轻资产”。按照传统风控模型，它们无法获得足额信贷支持。

葛海蛟在文章中披露了中行正在进行的改变：“将企业的专利数量与质量、研发团队实力、技术产业化前景等纳入核心评估维度，为硬科技企业提供不唯财务报表、不唯抵押担保的信用贷款支持。”

数据验证了这一转型的效果。截至2025年末，中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余额达416.67亿元，较2023年底增长52%；制造业信用贷款余额达1.13万亿元，较2023年底增长36.28%。两个比例的同步提升，表明智能化的信贷评估正从个案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

在此逻辑基础上，中行针对人工智能产业链推出了更为精密的产品矩阵。2025年发布《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发展行动方案》，构建覆盖人工智能要素供给、技术创新和场景应用的全链条产品服务体系。其中“中银科创算力贷”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产品创新——以算力合约、知识产权、技术实力为授信依据，通过“券贷联动”机制降低算力采购成本，最长5年期限适配AI技术研发周期。在广西、广东等地上线后，产品以“轻资产、长周期”的精准定位受到AI企业欢迎。截至2026年一季度末，中行累计服务人工智能产业链企业超过4400家，授信余额突破5400亿元。

全球化基因的激活：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如何反哺产业链安全？

中国银行的核心比较优势，在于其覆盖全球、已持续经营百年的海外网络。这一禀赋，在葛海蛟的治理框架中被赋予了新的战略内涵。

文章明确提出，中行将“构建‘双循环’金融基础设施”作为服务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方向。具体而言，依托覆盖全球的境外机构网络，为中国企业在海外建设“灯塔工厂”、研发中心和区域总部提供属地化、一体化的综合金融服务。同时，在监管部门指导下稳步开展CIPS等非美元支付体系建设，推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战略性矿产资源领域的计价与使用。

这一布局的战略意义远超金融业务本身。当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向全球，遇到的挑战不仅是市场竞争，更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不对等。中行通过跨境人民币结算、全球现金管理、跨境资金池等工具，帮助企业降低跨境运营成本、规避汇率波动风险，是为产业链“出海”提供金融安全垫。

一季度的经营数据验证了这一部署的推进力度。期间，中行作为牵头主承销商成功协助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发行40亿元熊猫债；作为主承销商，再次成功协助印度尼西亚政府在香港发行东南亚最大规模主权离岸人民币债券。国际结算、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同比稳步增长，跨境客户服务覆盖范围持续扩大。经过百年积累，这些国际业务数据正是中行全球化禀赋转化为战略优势的实证。以“一点接入、全球响应”的服务机制为标准，中国银行正在构建“政策响应—产品创新—场景嵌入—生态共建”一体化的品牌出海金融服务体系。

治理成效的财务表达：一季报中隐藏的结构性改善

葛海蛟为中行建立的治理逻辑，最终需要在财务数据中接受检验。一季度业绩提供了几个值得关注的观察点。

收入结构的实质改善。一季度非利息收入626.79亿元，同比增长9.61%，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达35.05%，较上年同期有所提升。在国有大行普遍依赖利息收入的格局下，非息收入占比的提升意味着收入来源的多元化趋势在延续，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正逐步转化为中间业务收入。

资产质量的结构性红利。不良贷款率降至1.22%，处于国有大行中较好水平。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下降并非来自压降贷款投放，而是在制造业贷款（境内制造业贷款余额3.67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5.00%）、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余额3.4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7.32%）等高增长领域同步实现的。高增长与低不良的组合，说明中行科技贷款的信用风险管理体系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保持了可控水平。

负债成本的改善。净息差1.26%，在行业净息差普遍承压下行的环境中维持了合理水平。成本收入比24.80%，同比下降1.37个百分点，投入产出效率的提升暗示精细化运营正在从口号转化为实效。一季度净息差虽整体平稳，但负债端通过优化存款结构、压降高成本资金等措施，成本改善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对冲了资产端收益率下行的影响。

中金评论：治理的核心不是控制，是校准

葛海蛟为中行建立的，本质上是一套“校准机制”。

这套机制不是把总行的每一个指令都转化为下级机构的KPI，而是建立一个让政策导向和市场需求能够动态对齐的系统。供应链金融服务从不足1万亿到2.39万亿的平台跃升，不是因为上级下了指标，而是由于嵌入产业链的运行逻辑使分支行看到了客户的真实需求和可验证的还款来源。贯通式客户培育计划的高效推进，不是因为考核要求催生了表面增长，而是由于走出“贷完即走”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从交易型升级为伙伴型。算力贷的快速推广——覆盖4400余家AI企业、授信余额突破5400亿元——不是因补贴导向的驱动，而是因为技术团队在客户拜访时发现科技型中小企业在算力租赁、大模型训练等场景中产生了真实的资金需求缺口。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强调，葛海蛟治理逻辑的超越性在于将金融服务从“被动响应”升级为“主动嵌入”。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不是靠几笔大额贷款就能解决的，而是需要一整套与产业运行同频共振的金融供给体系。中行一季度8.44%的营收增长、1.22%的不良率、制造业中长期贷款4.13%的增速，这些数据背后是一张正在被重新编织的金融服务网络——它不再是独立的，而是生长在产业链的血脉之中。

在中国金融体系中，国有大行长达百年的经营历史既是财富，也是包袱。它积累了庞大的客户基础、成熟的运营体系与深厚的风控经验，但也容易陷入路径依赖的结构性效率困局。葛海蛟试图为中行找到的，是一条既不抛弃历史积累、又能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变革路径——立足百年积淀，但绝不沉溺于百年舒适区；发挥全球化优势，但不满足于国际化通道的简单复制。他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线：让银行的组织肌理与国家的产业命脉深度融合，让金融的触角延伸至产业链的每一个关键节点。

从近两年的经营轨迹来看，这一选择正在收获回报。当然，转型是一个长期过程，当前的数据只是阶段性成果的显现。真正检验治理逻辑有效性的，不是某一个财季的增长数据，而是在未来十年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的周期中，中行是否能够持续成为支撑中国产业升级的可靠金融力量。对于一家拥有超百年历史的大行而言，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其自身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国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演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