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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4月，金融监管总局发布的2025年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数据显示，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贷款占比已达到45.55%，接近半壁江山；农村金融机构的占比则降至25.35%，仅占四分之一的市场份额。回望2020年末，大行占比为31.65%，农村金融机构占比为33.92%，彼时两者还处于相近的起跑线上。6年间，大行份额提升了近14个百分点，农村金融机构则下滑了超过8个百分点，普惠金融领域的马太效应日趋显著。

市场份额之变：六年“角色互换”

从纵向时间线看，农村金融机构的普惠小微贷款占比呈现一条持续向下的曲线：2020年末33.92%、2021年末约32%、2022年末约30%、2023年末约28%、2024年末约26.5%、2025年末25.35%。几乎每年下降约1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大型商业银行的普惠贷款占比从2020年末的31.65%一路攀升至2025年末的45.55%，6年间净增近14个百分点。

从绝对规模看，农业银行以3.93万亿元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跃居六大行首位，建设银行3.83万亿元、工商银行3.55万亿元、中国银行2.77万亿元。这四家大行的普惠贷款合计已达14.08万亿元，超过了2025年末银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总额37万亿元的三分之一。

份额下降的深层原因：大行下沉的“三重推力”

农村金融机构普惠份额持续下降，并非其自身经营不善，而是结构性竞争格局的产物。

政策考核是第一重推力。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员汪雯羽指出，自2019年起，监管部门对大行设定了“两增两控”等强制性、高增长的量化考核指标，这是推动大行加速下沉、市场份额快速提升的主要动力。尽管2023年起监管层面已不再对增速作硬性量化要求，但部分大行内部仍延续“普惠贷款年增速不低于30%”的考核标准。

资金成本是第二重推力。 2025年上半年，五大国有银行新发放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已降至2.94%-3.17%区间。大行凭借负债端低成本优势，在利率定价上拥有中小银行难以企及的空间。过去大行与中小行之间动辄200个基点的利差优势虽已收窄，但大行的资金成本优势依然存在。

科技能力是第三重推力。 大行通过数字化手段大幅降低了普惠金融的运营成本和获客门槛。工商银行开展“领航AI+”行动，千亿级金融大模型在30余个业务领域落地500余个场景；建设银行手机银行和“建行生活”APP用户达5.46亿户。科技赋能使得大行可以批量获客、线上审批、智能风控，而多数农商行在这一领域仍存在明显短板。

“掐尖”效应：大行下沉的另一面

业内专家提醒，大行持续下沉带来的潜在风险值得关注。其中尤为突出的是“掐尖”现象——大行凭借资金成本等优势，抢走农村金融机构的优质客户，可能引发恶性竞争，甚至影响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的生存与发展。

在县域市场，大行通过更低利率和更便捷的线上渠道，吸引了原本属于农商行的优质小微企业客户。农村金融机构则被迫承接风险相对较高的“次级客户”，导致不良率上升、利润空间收窄，形成“优质客户流失—风险客群增加—资产质量下降—盈利压力加大”的负向循环。浙江省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小龙曾坦言，如果没有区域性金融机构，农村的资金就会流入县城，县城的资金就会流入省城，欠发达地区的小微客群和“三农”客群将面临更严峻的融资难问题。

突围之路：农商行差异化策略正在发力

面对大行下沉的冲击，部分农商行正在探索差异化突围路径。小微金融行业资深专家娄依灯认为，大行在小微金融服务中仍存在覆盖不足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二三十万元以下农户贷款以及单户三五百万元以下的非标信用类小微主体，这正是农商行可以发力的空间。

金乡农商银行的实践提供了一个样本。作为本土法人银行，该行扎根大蒜产业，用定制化、全周期金融服务与企业共生共长。从2018年至2025年，累计为万兴食品及关联蒜农投放贷款超1200万元，支持企业从初级加工迈向高附加值研发，产品附加值提升300%。在普惠金融整体“大行化”的趋势下，这种深耕本地产业链、以“陪伴式金融”为核心的差异化路径，正在成为部分农商行守住阵地的关键策略。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四川天府银行董事长黄毅在接受专访时表示，大型银行的标准化产品和规模化服务，较难覆盖“小、散、特”的长尾客群，这正是中小银行的用武之地。中小银行唯有深耕本土、发挥地缘人缘优势，通过错位竞争、场景深耕、数智赋能，才能构建真正可持续的“护城河”。

转折信号：资产质量压力或改变竞争格局

一个值得关注的变量是普惠信贷的资产质量压力。工商银行副行长王景武在2025年度业绩发布会上指出，普惠和个人贷款这两个板块资产质量的管控压力有所上升，这也是当下全行业的共性问题。据从业内了解，受经济波动等因素影响，今年大行内部已经大幅调低了普惠信贷的增速考核。如果大行因资产质量压力而主动放缓普惠贷款扩张节奏，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下降趋势可能得到阶段性缓解。

中国金融网董事长何世红指出，农商行普惠份额的持续下降，是一场“非对称竞争”的结果——大行拥有更低的资金成本、更强的科技能力和更明确的政策导向，在普惠金融领域的优势不断累积。但市场结构的变化并非不可逆转。当大行因资产质量压力而放缓扩张，当农商行在数字化和产业链深耕上持续发力，当监管政策从“规模导向”转向“结构优化”，普惠金融的市场格局仍存在调整空间。对于农商行而言，真正的挑战不在于能否与大行比拼规模，而在于能否在“小、散、特”的客群中找到不可替代的价值定位。正如王小龙所言，多层次的金融机构是保障金融资源均衡配置的关键。在一个多元、包容的普惠金融体系中，农商行与大行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各有分工、互补共生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