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6年9月15日,重庆银行官网上更新了一份表格。
表格不长,但信息量极大。美团“生活费”、美团“生意贷”、京东“金条”三款产品,全部标注“已停止投放”。唯一保留的“微粒贷”,被明确标注为“共同出资类(非助贷)”。
这是城商行首次在官方产品公示中,对助贷和共同出资两类业务做出明确划分。助贷类全部停投,仅保留风险共担的共同出资模式。
重庆银行不是第一家退出助贷的银行。但它画出的这条“生死线”意义不同:过去同业的清退动作多为“全面退出合作类贷款”或“压缩合作机构数量”,而重庆银行是按业务类型划线处置——助贷模式彻底停掉,只做合作方真金白银出资、风险共担的联合贷。
为什么这条线如此清晰?因为助贷模式的本质是“银行出钱、平台出人,风险留在银行表内”。共同出资模式下,合作方出资比例不低于30%,银行必须独立完成风险评估与授信审批。
逻辑很简单:助贷是银行承担全部风险,共同出资是双方共担风险。监管一直在鼓励后者。
头部城商行在退出,但中小银行对助贷的依赖,远比想象中严重。
中关村银行是最典型的样本。截至2025年末,该行以助贷模式发放的互联网个人贷款达327.34亿元,占个人贷款余额的72.96%,在全部互联网个人贷款中的占比高达93.02%。合作助贷机构28家,包括58好借、度小满、马上消费金融、信也科技、奇富科技等。
更扎心的对比是:这家以“服务科技创新”为定位的民营银行,科技贷款余额仅54.18亿元,在总贷款中占比不足11%。个人贷款占总贷款高达88.83%。一家“科创银行”的信贷结构,已经高度向消费贷倾斜,近乎九成的个人贷款来自互联网平台引流。
亿联银行的收缩幅度更触目惊心。合作助贷平台从56家骤降至约10家,只保留了美团、度小满、乐信、马上消金等头部平台,其余中小流量平台“一键砍掉”。三湘银行合作机构从41家降至17家,5月末进一步降至30家。上海华瑞银行合作机构从85家降至65家,爱奇艺、饿了么等头部流量平台被剔除。
民营银行的合作机构数量普遍收缩,且原本合作平台数量较多的银行,收缩幅度更为明显。
但收缩不等于摆脱依赖。中关村银行72.96%的助贷占比摆在那里,这意味着即使合作机构从28家砍到10家,资产端的“助贷底色”短期内不会改变。
2026年5月以来,多地金融监管部门对部分中小银行、消金公司下达了窗口指导,核心要求只有三条:助贷渠道贷款规模增速不得高于自营渠道贷款增速;存量助贷业务贷款余额应环比压降;融担类业务占比不得超过25%。
三条约束,刀刀见血。
第一条意味着助贷的增量天花板被锁死。过去中小银行靠助贷快速做大资产规模,现在这条路走不通了——你想多做助贷,得先把自营贷款增速拉上来。但自营获客能力薄弱,恰恰是中小银行依赖助贷的原因。
第二条意味着存量也要压降。不是“不再新增”,是“环比下降”。每一季度,助贷余额都必须比上季度少。华西地区一家农商行已经执行贷款资金月度管控,全面暂停了助贷渠道新增贷款投放,部分存量贷款到期后不再续贷。
第三条直指增信模式的核心。中小银行的助贷业务大多附带融资担保公司或保险公司提供的增信措施,中关村银行78.71%的助贷贷款附有增信,同比提升了37.16个百分点。融担占比不得超过25%的要求,意味着大量依赖担保兜底的助贷资产必须压缩。
这三条约束的底层逻辑是:推动持牌机构回归自身定位,压实自主风控责任,逐步降低对外部渠道的依赖。
方向是对的。但对那些助贷占比超过70%的银行来说,转型的时间和空间都不宽裕。
重庆银行停投三款助贷产品后,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浮出水面:资产端的缺口靠什么补?
业内专家的分析很直接:对于退出纯助贷的地区性银行,自营和共同出资短期内很难填补原有业务缺口。纯助贷依托平台做大规模;自营需要搭建获客与风控,资产端必然经历缩表;共同出资又有多重硬性门槛。
共同出资的门槛有多硬?银行与合作方均需满足资本、风控、单一合作方集中度、互联网贷款总量限额等监管指标。地方法人银行原则上不得跨注册地辖区开展互联网贷款。微粒贷的合作方微众银行是持牌银行,共同出资模式下单笔贷款合作方出资比例不低于30%,利率上限21.6%,这些条件对于大多数中小银行而言并不具备可复制性。
还有一条容易被忽略的约束:助贷类全部停投后,部分银行面临的不只是“资产规模缩水”,而是“资产从哪里来”的问题。中关村银行自营获客能力极为薄弱,近九成个人贷款来自互联网平台引流。一旦助贷渠道大规模收缩,资产端会立刻出现空洞。
助贷新规的方向没有错。但当一家银行的信贷结构已经高度依赖助贷,缩表的速度越快,转型的阵痛就越剧烈。
文章数据主要来源: 重庆银行《合作类个人互联网贷款产品信息》(2026年9月15日更新);财联社、中国证券报、、中关村银行2026年度信用评级报告(中国货币网公示)、华源证券《民营银行助贷平台合作名单传递了哪些信息?》(2026年8月26日);北京商报、经济参考报、界面新闻、21世纪经济报道相关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