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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行、农行、中行董事长深圳精彩发声,一个共同信号浮出水面

来源: 中国金融网 大河  2026-11-18 10:1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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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文 | 中国金融网CFN 大河

    2026年11月17日,深圳,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三位国有大行董事长在同一个下午的不同研讨环节发言,议题表面上各说各话:廖林聊人工智能,谷澍聊数字经济,葛海蛟聊亚太自贸区。但如果把三段发言并排放在一张桌子上,一个不太需要翻译的共同信号就浮出来了:中国银行业在亚太区域的金融叙事,正在从“我借给你多少钱”,切换到“我能不能用你的规则、你的网络、你的货币,把一笔交易从深圳送到雅加达而不需要换三次合同”。

    廖林的“耐心资本”:AI不是买服务器,是买一张需要分期的期票

    工商银行董事长廖林在“共建开放普惠的人工智能创新生态”环节的发言,开头很客气:金融业历来是新技术落地的前沿领域。然后他给出了一个不太客气的判断:AI给银行带来的三方面转变——客户服务转向智能交互,业务作业转向人机协同,业务决策从经验驱动转向模型迭代——每一件都不是买几台服务器、上几个大模型就能完成的。

    真正有干货的是他说的“三组关系”。第一组是技术应用与组织架构的衔接。翻译一下:AI不是IT部门的事,它要求一家银行把审批流程、风控节点、客户经理的KPI全部重新排一遍。第二组是技术迭代与投资周期的平衡,“实行分层分期投入”。这句话在欧美银行业的语境里大概会被翻译成“别在技术路线还没收敛的时候一把梭哈”。AI的迭代以月为单位,银行的资本开支以年为单位,两者之间的错配如果不用分层分期的节奏去熨平,结果就是今年买的算力明年变成折旧。

    第三组最有意思:技术创新与风险管控的平衡。廖林说要从多维度升级智能风控体系。这句话放在工行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的语境里,含金量不在于“风控很重要”这个常识,而在于他把AI的风险分成了两层:一层是银行用AI去管别人的风险,另一层是银行自己用AI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被管的风险。模型黑箱、数据漂移、供应商集中度,这些在传统信贷风控的字典里没有的词,现在需要被塞进同一本字典里。

    工行在APEC 21个经济体中的17个有分支机构,亚太区域是它境外布局最密集的地带。廖林没有在发言里公布工行在亚太的AI投资规模,但他给出的框架本身就是一个信号:一家在亚太铺了最多网点的中资银行,对AI的态度不是“我准备花多少钱”,而是“我准备用多长时间、分几个阶段、在哪些场景先跑”。耐心资本这个词在科技金融的语境里被用滥了,廖林把它捡回来,安在了银行自己的资产负债表上——银行对AI的投入,本身就需要耐心。

    谷澍的“冷水”:数字经济很热,但银行不能跟着一起热

    农业银行董事长谷澍的发言,如果只看标题,会以为是一篇标准的“支持数字经济”表态。但他实际说的三点里,第三点比前两点更有信息量。

    第一点是信贷流程要改。他说数字企业、科技企业是轻资产的,有很多IP,研发投入很多,“这些在考虑传统行业的其他企业的信贷流程时不作为主要考虑因素,而在为他们服务时都是主要考虑因素”。这句话的技术含义是:银行的风控模型需要从“看你有什么可以押”切换到“看你的技术值多少钱”。

    第二点是数字支付能力。他提到农行个人客户数量超过9亿,峰值期每秒处理交易超5万笔。这个体量的支付系统放在全球银行业里都是第一梯队的,但谷澍说的不是“我们系统很强”,而是“要和更多的伙伴一起做,把系统连接起来”。连接的对象包括VISA、德勤这些在APEC峰会期间会见的合作方。一家有9亿客户的银行说自己需要“连接”,翻译成日常语言:跨境支付的最后一公里,靠一家银行自己走不完。

    第三点才是谷澍真正想说的话:“对于过热的领域、过热的投资,银行要保持非常谨慎的态度。”他没有点名哪些领域过热,但放在2026年APEC峰会的语境里,这句话的指向并不难猜。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每一个都是亚太区域资本竞相涌入的赛道,每一个赛道里都有企业在用“赛道逻辑”替代“现金流逻辑”融资。谷澍的提醒,是在说一件事:银行可以在数字经济里做“耐心资本”,但不能做“盲目的资本”。农行2021年至2026年9月办理的涉APEC国家和地区跨境人民币结算量达到14.69万亿元,贸易融资9721亿元。这些数字证明农行在亚太的生意做得不小,但谷澍的发言表明,他把“做多大”和“做多稳”放在了同一张桌子上。

    葛海蛟的“网络账本”:APEC不是地图,是资产负债表

    中国银行董事长葛海蛟的发言,是三位里数据密度最高的。他给出的第一个数字就带有排他性:中行是全球唯一一家机构网络覆盖APEC全部21个经济体的银行,APEC区域贡献了中行境外资产的近70%、境外利润的近65%。

    这个数字值得停下来多看一眼。一家中资银行的境外资产和利润,七成左右来自APEC区域。这意味着中行的“国际化”在财务意义上首先是“亚太化”。当葛海蛟说“更多元的货币选择”时,他不是在做一个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抽象呼吁,他是在描述一张已经铺开的资产负债表上,一个可以被量化的效率改进空间。人民币凭借稳定的币值、优惠的利率和完善的清算网络,可以为双边贸易投资提供“全新选择”。中行已经在全球58个国家开办人民币业务,可直接兑换的货币超过100种。

    他给出的第二个数字是关于AI的:2025年1月发布支持人工智能产业链行动方案,承诺未来5年投入1万亿元,目前各类金融资源投入已超7000亿元。7000亿元在三年不到的时间里落地,意味着中行对AI产业链的金融支持不是“意向额度”,是已经在运行的资产。但他把AI和货币选择放在同一个发言里,逻辑是连贯的:中行在亚太区域的核心能力,是把金融资源从一个经济体输送到另一个经济体,而输送的管道有两个——一个是机构网络,一个是货币清算网络。机构网络已经铺到了21个经济体,货币网络的宽度决定了这条管道里能流多少东西。

    他分享的深圳故事也指向同一件事:一家2018年拿到中行1000万元普惠贷款的科技企业,如今在香港主板上市,营收超过30亿元,主攻人形机器人。葛海蛟把它当作“金融和产业共享创新红利”的样本,但这个样本的真正含义在于,那笔1000万元的贷款发生在深圳,而那家公司的上市发生在香港。跨境金融的价值,不在于贷款本身,在于贷款之后企业能走到哪里。

    硬话题:三位董事长没有说出口的那道算术

    三位董事长的发言各自精彩,但如果只把它们当作三篇独立的“银行董事长讲话”来读,会错过APEC“中国年”给中国银行业出的那道硬题。这道题的核心不在AI,不在数字经济,也不在自贸区,而在于一个更基础的变量:人民币在亚太区域的“使用惯性”。

    葛海蛟呼吁“更多元的货币选择”,这是对的。但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占比,按SWIFT口径在2.85%到3.1%之间波动,排名第五或第六;按央行综合考虑CIPS和银行内部系统结算后的全口径,在6%到7%之间,排全球第三。两个口径之间的落差,说明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主通道已经部分绕开了传统的报文系统。CIPS前10个月处理交易182.8万亿元,已经超过2025年全年总量。基础设施的承载力在快速上升。

    但基础设施的承载力,不等于商业习惯的迁移速度。一家雅加达的进口商在考虑用人民币结算时,关心的不是CIPS单日处理量突破了多少万亿,而是它的中国供应商愿不愿意接受人民币、它的本地银行能不能给出一个有竞争力的人民币融资利率、以及它拿到人民币之后能不能方便地换成印尼盾而不被汇率点差吃掉利润。葛海蛟说人民币有“稳定的币值和优惠的利率”,这是事实;但“使用惯性”的养成,需要的是一笔一笔贸易合同的币种选择累积起来。

    另一个硬约束在规则层面。亚太金融合作当前最核心的挑战,被概括为“规则鸿沟”与“信心鸿沟”并存——区域内金融制度、监管规则、风险标准差异较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又在加大。葛海蛟在6月的APEC中国论坛上就提到过,金融服务需要解决“金融基础设施真正联通”的问题。11月他在深圳说的“共建合作开放的生态”,指向的是同一件事。中行有21个经济体的机构网络,但机构网络解决的是“人在不在”,规则互联解决的是“数据走不走、信用认不认、合同算不算数”。后者比前者难得多,也慢得多。

    廖林的“分层分期投入”和谷澍的“谨慎态度”,放在这个框架下看,指向的其实是同一个约束条件:无论是AI投资还是数字经济信贷,银行的资源不是无限的,而亚太区域的金融一体化要求银行把资源投向那些规则确定性足够高、商业回报足够可计量的领域。工行在17个APEC经济体有布局,农行在APEC区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量以万亿计,中行的境外利润近65%来自APEC——三家银行在亚太的存在感是真实的,但这种存在感的下一步,不取决于它们还能开多少家分行,取决于它们能不能把“中国金融时刻”从一个峰会日程上的高光段落,变成一笔一笔跨境交易里不需要被特别标注的日常操作。

    深圳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的主题是“共促繁荣,共赢未来”。繁荣和未来都是大词,但银行家们在11月17日给出的具体答案,是由一些更小的单位组成的:一次分层的AI投资、一套改造过的信贷流程、一个更多元的货币选项。三位董事长在深圳说的,本质上是一件事:中国银行业在亚太的下一步,不是把资产负债表做得更大,是把连接做得更细。连接做细了,规模就是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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