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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党中央指出，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的力度，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灵活适度。金融市场上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以减轻商业银行的计息负债成本，从而提高其投放信贷和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和能力，加大力度支持实体经济。通常，当经济遭遇巨大冲击时，降息是主要的应对举措之一。而在贷款利率下降的同时，存款利率不同步下降就会削弱银行的信贷能力，这种一般的分析逻辑没有错，但中国的问题还需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来分析和判断。通过对实际利率、商业银行存贷款状况和利率政策方向等方面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现阶段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需要谨慎。

　　关注持续负利率的负面效应

　　近四年来，我国存款基准利率均低于CPI指数，形成了事实上的负利率。从理论上分析，负利率对社会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存款缩水导致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能力受限，因为储蓄的利率长期低于通胀率，居民在保值增值需求下可能将银行存款持续转投其他高收益金融产品，形成“存款搬家”，从而使得银行的可贷资金下降；二是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存款搬家”后，在资产价格走高的吸引下，资金可能大部分进入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持续的负利率导致资金持续的流入两市，推升资产价格，往往形成泡沫；三是企业资金使用审慎性下降，负利率情况下借款越多，还款越晚，企业所需要付出的真实成本越低，这将推高企业部门的负债水平。上述三方面影响都在中国经济的实际运行中已经或正在显现，例如银行存款增速持续明显低于贷款增速导致银行信贷能力减弱，房地产价格上涨压力持续较大和企业部门杠杆率持续偏高等。

　　2020年1月我国CPI为5.4%，处于阶段性高点，因为翘尾因素和疫情影响，CPI在上半年可能在4%左右高位徘徊，下半年将逐渐回落；但尽管如此，未来的若干年内，实际负利率状态仍将维持。当下如果降低存款基准利率，使得实际利率为负程度进一步加深，还会使上述三方面问题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在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存在、市场风险偏好偏低的情况下，降低存款基准利率通常会加强股票和房地产对存款的替代效用，可能使得资金更多地流向股市和房地产市场。而在当前一二线城市房价较高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资金从存款中出来，但却难以形成住房市场的有效需求，很有可能转而“炒股”追求较高的短期收益，使得金融市场波动明显加大。可见，短期内调降存款基准利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从长期看，持续推行负利率政策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负面效应是有目共睹的。

　　存款基准利率下降也可能会制约银行信贷能力

　　一般认为，贷款利率下降而存款利率不变将导致银行利差收窄，削弱银行信贷投放能力。但在现阶段的中国，存款利率下降也可能会制约银行信贷能力，妨碍于贷款利率下行。

　　近年来，互联网金融、资管理财、资本市场快速发展和同业负债下降使得银行业负债资金来源渠道持续变窄，存款增速处在8%～9%的相对较低水平。而人民币贷款增速则持续高于存款增速，在12%～13%区间运行，两者之间差距为4～5个百分点。人民银行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数据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整个行业的人民币存款与贷款的比例发生了很大变化，由2015年的接近70%上升为目前的接近80%；增量存贷比更是高企，2018年高达120.67%，2019年为109.36%。同时，已有一批商业银行的存贷比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多家全国性商业银行超过了90%。当银行业存贷比为70%以下时，银行业的信贷投放能力相对比较强，因为其可用资金较为充裕，但当存贷比超过80%后，银行业资金来源偏紧；加上监管部门规定了同业存款的占比，近年来同业资金增长明显放缓，银行业信贷能力必然受到制约。在此背景下，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可能会进一步减弱银行吸收存款的能力，使得资金加快流出银行业，导致存款增速进一步下滑。对此银行将不得不加大力度揽储，从而可能大幅上浮存款定价，抬高负债成本。这必然会带动贷款利率上升，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初衷相悖。

　　随着互联网金融、资管理财和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存款基准利率趋势性下调的预期形成，银行存款来源分流的趋势就会越来越强。这对于没有信贷增长刚性的经济体来说，相对还可以接受，没有存款就少放贷款。但在我国，迄今为止融资体系仍以间接融资方式为主。未来一个时期，经济增速下行压力和社融增速偏低，决定了银行信贷仍需要保持较高的增速，而这又需要存款相应增长的支持。如果存款基准利率走低，股票、债券、保险理财等非存款类金融产品对存款的替代作用就会进一步加强，银行业信贷增长和存款增长的不对称格局会加快发展，银行负债增速持续减缓将难以有效支撑信贷投放。这种状况显然不是降低存款基准利率的初衷。

　　值得关注的是，中小银行吸储能力较弱推高其计息负债成本率，成为市场贷款利率下行的重要障碍。当前我国商业银行整体的计息负债成本率约为2.3%-2.5%，明显高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的1.4倍，说明现阶段银行吸收存款能力较弱，负债议价能力不强。而更重要的问题则在结构方面。从存款结构来看，2019年末，住户活期存款占比存款总额为15.28%，非金融企业活期存款占比为12.57%，两者合并占比为27.85%，这一部分活期存款对应的是活期利率0.35%，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对这一部分存款基本没有影响。但这类存款如果真的全部以0.35%计息的话，则可以发挥压低银行业负债成本的重要作用。然而事实上，不少银行为了吸收和留住存款，采用活期存款定期化结息办法，或者大幅上浮这部分存款利率以有效争夺存款资源。这一做法抬升了商业银行计息负债成本，使得原来价格最便宜的活期存款也要付出大幅超出定期基准利率的成本。此外同业存款和结构性存款的利率都不同程度的高于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只有四大国有银行和招商银行的计息负债成本率在2%以下，绝大部分中小银行的计息负债成本率都在2.4%以上，有不少中小银行甚至接近3%。而大型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所占份额为40.3%，意味着中小银行己成为银行业主体。由此可以推断，银行业整体的计息负债成本率很大程度上受中小银行影响。而中小银行吸收存款能力较弱，存款供求关系偏紧使得存款基准利率难以抑制银行业吸储成本上升的压力。此时无差别化地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可能难以实现驱动银行业负债成本同步下降的目的，反过来却有可能导致中小银行吸储能力更趋弱化，进一步抬高其负债成本，从而上推贷款利率或妨碍贷款利率下行。这显然无益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的下降。

　　银行让利实体经济才刚刚起步

　　应该指出，银行业目前较高的盈利水平和拨备水平使其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让利于实体经济。近年来，银行业净息差呈上升态势。银保监会数据显示，当前银行业净息差已经由2017年一季度的2.03上升为2019年四季度的2.20。伴随着净息差的走扩，银行业的盈利水平继续大幅增长。2019年，银行业实现净利润19932亿元，同比增长8.91%。而近年来工业企业利润则呈现下降趋势。

　　在盈利大幅增长的同时，银行业计提了高额贷款拨备。2019年末银行业整体拨备覆盖率为186.08%，高出银保监会拨备覆盖率监管要求120%-150%的上线36个百分点，约合8707.6亿元。可见，银行业不仅盈利水平高而且拨备也十分充足，不良率又处在合理水平且较稳定。因此银行业在疫情冲击下向实体经济让利不仅应该，而且也是可以承受的。

　　货币政策应综合考量和精准施策

　　为了更好地应对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严峻挑战，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需要加大，而货币政策则应更加注重灵活适度，有必要采用“宽货币+重结构+降价格”的组合方式。下一阶段，在流动性继续保持合理充裕的前提下，货币政策的重心应该根据市场变化放在结构和价格两个方面。即继续以多种政策工具支持受冲击大的领域和薄弱环节，通过降低政策工具利率推动信贷利率下行，使得货币政策更有针对性，更加适度和更为有效。具体有如下建议。

　　一是调低存款基准利率需谨慎。从应对疫情、提振市场信心角度来看，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应该可以成为重要的政策选项之一。但如前文分析，无差别化地调低存款基准利率可能加重中小银行吸存能力弱和存贷款增速差走扩等问题，可能减弱行业信贷能力和推动市场信贷利率上升，并不利于实体经济；在CPI处在高位情况下，降低存款基准利率可能会加大负利率状况。因此调低存款基准利率短期看不合时宜，长期则需要谨慎。

　　二是调降存款准备金率。现阶段降低融资成本较为有效的方法是全面或结构性调低存款准备金率。这既可以增加银行可用资金，增强信贷能力；又有助于银行稳定息差，降低信贷定价；尤其是有助于针对性地改善中小银行的状况，对银行业和实体经济来说是都有好处。

　　三是多举措提高货币政策工具使用效果。进一步灵活运用好逆回购、MLF、再贷款和再贴现等货币投放工具，使货币市场利率处在较低水平，降低银行的负债成本，以增强银行信贷能力，降低信贷定价水平；通过有力度地定向支持中小银行，进一步加强支持消费行业和制造业中的小微企业。

　　四是监管政策提高容忍度，指导商业银行制定合理的增长目标。建议通过监管政策的相应调整，对中小银行的资本金和不良率等方面指标增加容忍度，同时指导和推动银行适度下调盈利预期，给予实体经济实质性让利。可由监管部门牵头，组织研究银行业可以承受的利润让利幅度和方式，以切实地推动银行更多承担社会责任，支持实体经济。

　　五是坚持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稳步推进，但不能停止。近年来我国的贷款利率市场化积极推进，基准利率的政策效用正在逐渐淡化。必须看到，存款基准利率体系对于银行业、金融业乃至整个实体经济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存款利率市场化需要审慎推进。未来应该更加重视市场化的供求关系对存款利率的影响，以市场化为导向逐步改革存款基准利率，让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逐渐由货币市场和货币政策工具决定。（作者连平系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邓志超系上海社科院世经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