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建富/文

2021年1月30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Ｏ三五年远景目标刚要》，其中提出到二Ｏ三五年，“共同富裕率先取得实质性重大进展”。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为什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选定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因为浙江在中国是一个有着独特代表性的省份。改革开放以来的40多年，浙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在10.18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拉开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发展大幕，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超高速发展，从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一个经济大省，经济强省，在共同富裕之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有特色的发展之路，堪称创立了一种走向共同富裕的典型性区域发展范式。

笔者祖籍浙江中部金华，20世纪50年代中出生在浙江南部温州，其后生活、学习和工作历经浙江南部、中部、北部的温州、金华、丽水、湖州、嘉兴、杭州等地区，职业涉及农民（知青）、工人、教育、公务员、企业、科研、文博、艺术等诸多方面，工作岗位从农村、县地市至省部等机构。尤其是20年的经济工作，触及方方面面，实务、研究、思考叠加，对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有一种特殊的感受。本文拟结合自身的经历和思考，尝试从九个方面谈谈浙江走向共同富裕的范式体现及其启示。

1.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推进制度创新，是浙江经济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开路先锋。

翻开浙江经济社会翻天覆地变化的篇章，其第一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开始。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由于“历史的惯性”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一路走来，从知难行难到知易行易，筚路蓝缕，十分艰辛。1978年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124亿元，人均GDP33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为全国人均379元的87.3%。），人均每月27.6元。这就是当时浙江的实际。以至到了80年代末，笔者在浙江南部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一地级经济部门工作，与下属一个县的财政局长交流，他告知，县里18家国有企业全部亏损，难以为继。你可以感受到当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困难，浙江如此，全国亦同。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浙江可以说是先行者之一。没有思想的解放和对旧有观念的冲破，没有制度创新，没有打破所有制界限，就没有现在浙江的超乎常规的发展。温州和义乌就是两个极好的例子，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而温州地处浙江南部山区，义乌地处浙江中部丘陵地带，地理环境和资源都不具优势，发展经济方面更处于劣势。改革开放初期，闻名全国的以个体、民营经济迅猛发展的“温州模式”，当时，被喻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以至引起全国上下巨大的争议，高层还为此专门派来调查组，带来领导批示。浙江省领导的坚持和温州的实际情况说明，“温州模式”是符合温州经济发展的合适模式，应在允许探索中实事求是的予以鼓励和肯定。其后还有其它的争议和调查，最终，温州以不同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市场经济的魔力证明了发展道路的正确。至今，与时俱进的“温州模式”仍然是中国以至世界的一个值得探讨的“模式”，一个本地的温州、一个走向全国的温州、一个走向世界的温州，三个温州构成了以市场经济为主导、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同样，义乌以“鸡毛换糖”走街串巷的传统，在县委主要领导支持在县委门口一条街摆摊为起点，造就了以义乌市场为主体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大市场模式，义乌成了一个世界级的经济发展特例。真的难以想象，在中国的两个偏僻和几乎无资源之地，成就了“温州模式”和“义乌模式”，难以言喻！浙江的实例很多，如领先全国的台州股份制改革、浙江独有的形成引领全国乃至领先世界的单一产品和专业市场以及独具特色的县域经济等，比比皆是。浙江的超乎常规的发展其根本何在？笔者认为首先是浙江民间、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在改革开放之初，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推进制度创新、打破所有制界限，敢闯敢干，从本地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勇于担当，勇往直前的结果，也是经济发展遇到及其困难的境遇下所必须寻找的出路。你可以找到温州、义乌等地区当年经历过的领导及每一位浙江人，请他们讲讲浙江的故事，好好听听浙江的故事，相信讲者会动情，听者会动容。笔者作为亲历者、参与者，现在回顾过往身边的人与事，内心仍感叹不已。在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浙江也不列外，初期的争论、困惑、犹豫，浙江南北之间认知的不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也是发展的一个自然过程。当实践的结果证明这是一条适合浙江的发展之路时，初期的争论、困惑、犹豫没有了，所有的人都全身心投入了，那就是一个字——“干”。

浙江人确实“干”的不错，在新中国成立走向改革开放后创造的第一有无数个：中国第一份个体工商营业执照，中国第一批农村专业市场，中国第一个关于私营企业的地方性法规，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企业，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中国第一家国企改制的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小企业板第一股，中国A股第一家纯互联网上市公司，中国第一家财团法人，中国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的地方性法规，中国第一家股份合作制的城市信用社，中国第一座农民城，中国第一座商标城，中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中国第一个私人跨国农业公司，中国第一个把民营企业家评为省级劳模，中国第一位民营企业家当选省政协副主席，中国第一位民营企业家当选全国性行业协会会长，中国第一位民营企业家登上《福布斯》富豪榜，中国第一位民营企业家获选《福布斯》封面人物，中国第一个把社保覆盖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等等。如果要统计的话，应该还有无数个第一。这就是浙江，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推进制度创新，走向市场经济，打破所有制界限，民间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相向互动，共谋发展。

下面这组数据就是明证，在不同的时间，同样的浙江同样的浙江人，在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之后，交出了一份怎样的不同的答卷：1949年，浙江全省农业总产值14亿元，工业总产值4亿元，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15亿元，人均GDP72元，人均每月6元。1978年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124亿元，人均GDP331元，人均每月27.6元。2022年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77715亿元，人均GDP118496元，人均每月9875元。2022年，浙江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0302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1268元，比全国平均水平（49283元）高21985元，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三，仅次于上海和北京。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65元，比全国平均水平（20133元）高17432元，居全国31个省（市、区）第二，仅次于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分别连续第22年和第38年荣膺全国各省区第一。根据1998年的统计，浙江提前20年跨入了“小康社会”。2022年浙江城镇化率已达73.4%。至2022年末，浙江境内上市公司657家，累计融资17887亿元。其中，主板444家，占全国主板总数的13.9%，位居全国第二；创业板156家，占全国创业板总数的12.7%，位居全国第三；科创板43家，占全国科创板总数的8.6%，位居全国第五；北交所14家，占全国北交所上市公司总数的8.6%，位居全国第四。新三板挂牌企业608家，占全国新三板挂牌企业总数的9.2%，位居全国第四。

有了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推进制度创新，打破所有制界限，作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开路先锋，便有了其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所导引出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

2.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这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最具典型意义上的范式体现。

在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推进制度创新，打破所有制界限的引领下，浙江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经济社会发展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之初，民间自觉与不自觉地介入和参与了市场经济的发展，浙江各级党组织和各级政府破除旧有框框，不失时机地强力推进，以市场经济改革为主导的浙江大地，民营经济迅速发展，不断壮大。如果说，浙江作为中国未来共同富裕的示范区最具典型意义上的范式是什么？笔者的回答是：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

1979年初，浙江即在农村开始冲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集中劳动、统一分配”的旧体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1984年粮食产量创造了浙江省历史最高纪录。在1956年，浙江永嘉县也曾为了提高劳动生产效率，推行过“包产到户”，但由于当时的政治因素而被制止。1979年至1984年，浙江乡镇企业、个体经济迅速崛起，到1998年占浙江全省工业比重“四分天下有其三”，工业总产值、销售收入、利税总额、、利润总额等进入全国第一。1998年底，浙江共有个体工商户158.3户，从业人员267.8万；私营企业10.02万家，从业人员152.9万人。个私企业注册资金813.7亿元；年创工业产值4800亿元，国内生产总值1390亿元，销售总额3035.1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288.3亿元，上缴国家利税65.71亿元。1998年浙江个体工商户和私营经济分别实现的工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及全国500家最大私营企业浙江省所占的户数等五项指标均名列全国第一。浙江改革开放后仅仅20年的发展，成就非凡！2006年，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上榜民营企业203家，一省的占比超40%。截至2022年底，全国民营企业500强，浙江107家，连续24年居全国首位。浙江境内上市公司655家，民营企业540家，占比82.4%，排名全国第二。2022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浙江全省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为67%，民间投资占固定投资总额的56.4%，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值3.67万亿元，占浙江全省的78.3%，民营在册市场主体943万户，私营企业308万户，占企业总量的92.5%，民营经济创造的税收占浙江省全省税收收入的71.7%。根据常住人口推算，2021年浙江“民营老板率”达到每7.8人中一个。民营经济就业人口占90%以上。2021年，浙江民营企业累计对外投资企业（机构）644家，占全省总数的95.69%。《2021中国民营企业社会责任100强榜单》中浙商企业占17席。2023《财富》中国500强，民企230家，浙江民企30家。浙江全省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全国的第12位上升至1998年的第四位一直至今。

从以上这些并不全面的数据就可以看出，浙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民营经济已成浙江整个经济的绝对主体。如果细分的话，浙江所有的行业只要国家和法律允许，民营经济一旦参与进去都会发挥出不一样的作用。这就是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产生的结果。浙江的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发展有很强的自发性和内源性的民间动力因素，这是历史渊源和区域文化积淀的延续和呈现。

浙江市场经济的40多年，以三部曲的发展势态呈现，一是发端于温州的个体经济、起步于义乌的小商品市场与政府的联动；二是以台州的民营股份制经济、全省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与政府的支持；三是以杭州为领头的数字化经济发展与政府的统筹和规划。笔者隐隐地感觉到，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AI）引领的浙江经济发展的第四部曲——已露出端倪。以市场经济改革为导向、以民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浙江经济所呈现的强大活力，使得浙江这样一个资源小省发展成一个全国领先、世界瞩目的民营经济大省。

3.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走出去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也是浙江经济发展具有强大活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笔者提及的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走出去，对浙江而言是双重的对外开放和走出去，一个是对世界的开放和走出去，还有一个是对全国的开放和走出去。改革是对内搞活，开放是连接世界。对内搞活就是发挥社会所有各阶层发展经济、推进经济的积极性、创造性，形成巨大的内在活力。连接世界就是走出去、引进来，与世界互联互通，拓展视野，拓展经贸往来、文化交流，认识与我们不一样的世界，把世界上能为我所用的东西——物质发展成果和文明发展成果都为我所用。走出去、引进来，就是把对内搞活和连接全国、连接世界贯通起来，这构成了浙江经济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

浙江在全国虽属面积最小、资源最少的省份之一，但地处沿海，在战国时期浙江一带的造船业和航海业已领先于同时代的水平，丝织业也较发达。以及其后有贯通于南北、起始于杭州的大运河，这成了浙江极具开放性的一大优势。上海开埠之后，宁波、绍兴、湖州南浔的商人则成为上海商界的中坚力量。浙江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临海文明，构成了区别于国家中原大一统文化重农轻商的历史国本，而形成了浙江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重商文化。

1861年，提出“丝绸之路”的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在对地少而贫瘠没有矿产资源的浙江进行考察后，对浙江人的勤奋和善于经商给与了高度评价。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丝茶之路、丝瓷之路浙江都是发源地之一。浙江人外出和经商一直来与海外有着间接和直接的联系，由于历史的原因，与港澳台保持着相当的关联。对内搞活的同时，浙江敞开大门，欢迎来自世界各国外资、侨资和港澳台的投资、合资、“三来一补”等。而对外开放，浙江人则在迎来送往之时，也积极借力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形成了浙江经济发展与全国、与世界的双向互通互联互补的大格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1952年，浙江外贸收购总额仅为1.16亿元人民币。1978年前，浙江对外经济合作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980年7月，浙江利用外资开始起步，成立了第一家中港合资企业杭州西湖藤器企业有限公司。1992年开始，浙江以“贸易兴省”在外经贸系统进行股份制试点，到199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县县有外贸”。2021中国跨国公司100家，11家浙江企业上榜，10家为民营企业，浙江上榜跨国民营企业为全国最多。截止2022年底，浙江共有外资投资企业超7万家，投资总金额超9000亿美元。2022年，浙江全省进出口4.68万亿，按美元统计为7034.4亿美元，居全国第三位，对全国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8.5%，居全国首位。外贸经营主体有实绩的进出口企业达10.2万家，民营企业实现进出口值3.67万亿元，占浙江全省进出口总值的78.3%。浙江省2022年经备案核准的境外企业和机构共934家，对外直接投资备案额130亿美元。经备案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境外企业568家，备案额为79亿美元。在签署RCEP协议国家的境外企业293家，备案额为63亿美元。

前面讲到，构成三个温州的“温州模式”，其中有一个就是温州人走向世界的模式,温州有近70万华侨分布在世界131个国家和地区。而所谓“义乌模式”，就是有一个世界各国商人走进义乌的模式，2023年义乌常住外国人超10000人。最具典型意义还有九山一水一分田的丽水市青田县，全县56万人口，地少人多，却有约30万华侨分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人均存款超10万元，全国第一，也是外币存款全国第一县，青田侨乡进口商品城目前进口商品种类达10000种以上，青田人在没有任何资源的情况下靠走出去，成就了青田，成就了自己。据统计，1986年温州外出经商和务工者达14.7万人，至2002年，则达到160万人，1994年居留在北京“浙江村”的就有59.12万浙江人。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第五章“从乡村走向大都市”中这样描述：“1984年至1994年10年间，浙江省有数十万人跑到北京，以致在京城居然形成一个所谓的浙江村，村中有专为村民设立的诊所和托儿所，村民仍讲浙江话，这些浙江人以生产成衣出名”。另据统计，浙江人常年走向全国的约有750万人左右，他们在全国各地投资、办厂、建专业市场，只要有商机的地方就有浙江人。

一个本土的浙江，一个走向全国的浙江，一个走向世界的浙江，再加上一个世界走进浙江的浙江，四个浙江构成了一个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走出去的大格局浙江，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与走出去成就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强大活力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4.专业市场的兴起与国内、国际的连接，把浙江办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大市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专业市场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发达程度最高。在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驱动下，浙江冲破原有束缚经济发展的旧框框，在改革开放和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大背景下，浙江专业市场从农村、农业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对生产力的解放，到劳动力富余转向乡镇企业、个体经济再到创办民营企业，从以古老的农村、乡镇、小城市规定时间的间歇性集贸市场迅速发展至每日开放的专业的大型的规模化市场；从起初小型的、散点式的专业市场为1.0版本到义乌小商品市场为代表的几百上千个大型化专业市场形成覆盖全国连接全球的2.0版本再到其后出现的阿里巴巴的淘宝电商和目前的直播卖货可视为浙江专业市场发展成网络化升级的3.0版本。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成了浙江经济发展最具独特的现象。

中国历史上，停留在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人均收入增长非常缓慢，1949年前，几千年的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农耕自然经济阶段，手工业和作坊生产仅仅只可作为最原始的工业。1949年至1979年间，因计划经济和以城市为工业发展中心等因素限制，农村仍然是现代工业的空白。没有现代工业就没有现代文明，农村的生活状况可想而知。1979年的改革开放拉开了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现代文明的序幕。

浙江早期社队企业及后来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发展是拉开浙江农村现代文明序幕的第一幕，在此基础上，始发于1979至1980年的温州永嘉桥头纽扣市场逐渐形成。其后，农村专业市场的出现则是浙江有别于其它地区进入农村现代文明高潮第二幕的开始。1982年9月义乌“鸡毛换糖”的挑担走街串巷叫卖经商模式，在义乌县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县委正式发文，专门划出一条街，集中摆摊，当时义乌县城不大，很快把整个县城都摆满了，还把摊摆到了在县政府门口，省委领导来义乌连小车也进不了县政府。自1982年义乌小商品市场创建，其后的浙江专业市场犹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浙江市场之特点，一是市场数量多、规模大、商品门类全，工业品、农产品、文化类、生活类综合、专业市场到处分布；二是专业市场大都在“无中生有”中创办，在没有资源的浙江，将各种资源汇聚到浙江，形成全国性规模，甚至世界级规模的专业市场。

据统计，1997年，浙江全省共有集贸型有形市场4488个，年成交额为2798亿元，占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年交易总额的12.69%，名列第一。当年全国规模最大的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拥有摊位数2.7万个，年成交额190.37亿元。到2001年，浙江全省共有各类商品交易市场4278个，年成交额4652亿元。其中，年交易额超10亿的市场有78个，超百亿元的市场有6个。同时，浙江人还在全国各地开办了一大批专业市场，总计有500多万人在外经商。到2022年，浙江全省各类商品交易市场2813家，全年商品成交额达2.1万亿元。其中，年成交额超十亿元的有262家，超百亿的有41家，超千亿的有2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22年中国商品市场综合百强榜单”和“中国商品市场十大数字化领跑者榜单”，浙江分获33席和6席，领跑全国。如果再加上阿里巴巴淘宝、直播等电子商务的成交数据，浙江的以专业市场为其中之一的极具特色的市场经济，在与国内、国际的连接中呈现出极其强大的活力和生命力，浙江把自己办成了一个世界经济的大市场。

强大的专业市场活力，不但引领了浙江的整体经济的活力，还把市场办到了全国、全球各地，联通了全国、全球。单单义乌市场不但连接了全国各省市区、地市县、乡镇村，还连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常年常驻的外国客商就有一万余人。

“办一个市场，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众，兴一座城市”，浙江市场的发展，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在经济社会转型进程中迅速发展经济的范式，它的从小到大的集聚性、扩散性、规模化的集群效应，及从一个县域小城开始延伸、拓展、连接至全球的经济发展特色，不仅仅对中国自身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研究意义，而且，对于世界不发达国家同样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5.抓住机遇，组合优势，大力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现象。

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独特现象之一。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中相对独立的基本经济单元，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中坚力量，对于经济均衡发展和社会共同富裕发挥着根本性作用。浙江虽有山海之利，但90个县市区，其中53个县（市）（不同时期因行政区划调整会有所变化），人文背景、地理环境、属地资源差异很大，依托市场经济为导向和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浙江的县域经济走出了一条符合浙江各县（市）发展的独特之路。

浙江自身按原有经济基础发展看缺少各种看得见的硬资源，但市场经济的神奇之处在于各种资源的重组、引流和汇聚，浙江的53个县市（有些县市行政区划调整为市辖区），都有各自的经济发展路径，形成了各自的经济发展重点和优势。浙江多年占据全国“百强县”最多席位，创造了农民人均收入连续20多年排名全国各省区之首的记录。在浙江可以说每一个县市都有其经济发展的特色，而且，有些县市经济、人口规模已十分庞大。2022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发布的《2020中国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全国十大强县浙江占据一半，有五个县上榜，分别为义乌市、慈溪市、瑞安市、乐清市、余姚市，全国有四个县市晋升为二型大城市，浙江的义乌、慈溪列入，GDP都已超千亿，义乌2022年GDP为1835亿元，慈溪为2521亿元。

总的来讲，浙江县域经济发展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一是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在市场经济发展中迅速扩张并形成独有的县域经济发展支柱。如义乌的走街串巷鸡毛换糖的小本经商转化成国际小商品大市场(2005年被联合国认定为“世界小商品中心”）、永康的民间打铁业发展成为国际五金城、诸暨的珍珠养殖成为世界最大淡水珍珠交易中心、安吉的毛竹成为国际最大竹制品中心、绍兴的黄酒成为中国最大酒外销品牌、庆元的香菇种植转化成为中国最大菌类销售中心、云和几万人的小县城成为世界儿童木制玩具中心、青田30多万华侨形成独特的联通中外的华侨经济、东阳的建筑形成建筑大集团走向全国等一大批县（市）特色经济。二是抢抓机遇，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独辟蹊径、无中生有。浙江自然资源以全国平均指数为100计，浙江人均拥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1.5%，略高于上海和天津，据倒数第三。但这没有难住浙江人，海宁的皮革业、嵊州的领带业、诸暨袜业、慈溪的轴承产业、苍南的塑料产业、东阳的横店影视城等，都是无中生有拔地而起，产业引领全国，并在国际上也占主要份额和重要地位。还有，改革开放初期当时萧山县以毗邻上海、杭州的优势，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增加值1984年比1983年增长72.33%，1985年又比1984年增长67.84%，发展极其迅猛，曾列中国县域经济实力最强县之一，后划归杭州成为萧山区。甚至镇一级如温州苍南县的龙港镇还因印刷产业、礼品产业的发展升格为县级市（2019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全国首个镇改市，成为龙港市），被誉为中国农民第一城。永嘉桥头镇的纽扣市场、湖州南浔镇的木地板市场、濮院镇的羊毛衫市场等都闻名全国。三是全省统筹规划，“一县一策”，省市直接支持，省内结对帮扶。这是浙江经济社会平衡发展、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经验。浙江县域经济发展的独特之处在于市场经济的主体民营经济在发展进程中，前期并没有事先的统一规划和安排，但有各级党委政府的引导和支持。随着市场经济和民营经济（初期的乡镇企业）的不断发展，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很快就意识到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趋势，在推进省内区域经济发展平衡和强县发展战略上不同时期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划与部署。这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能在经历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后达到一个较为均衡发展的重要特点。尤其是1992年在邓小平南下讲话之后，浙江GDP在1991年增长20.41%、1992年增长26.29%的高速增长之下，竟然1993年以39.99%、1994年以39.64%，1995年以35.52%连续高速增长，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高速增长。发展快的县，省里给予超越县级的特殊权限和政策，如义乌；甚至把镇一级直接提升到县一级，如龙港镇。发展慢的，1994年税制改革后，浙江保留了“省管县”体制，并以“两保两挂”政策，对17个贫困落后县进行挂钩，从发展快的地区进行省内财政转移支付，迅速扭转了17个贫困落后县的财政收支平衡和推进了贫困落后县的经济发展。2021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了《浙江省山区26县跨越式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在原先推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对26个山区县实行重点对口支持。在浙江省的统筹规划，“一县一策”，省市直接支持，省内结对帮扶的引领下，浙江的县域经济呈现了快速、较为均衡的发展趋势。

浙江53个县（市）2022年GDP最高的慈溪已达2521亿，最低的庆元92.65亿，53个县（市）平均已在500亿以上，县与县之间虽有高低，但总体发展各有特色，已领先于全国。中国古代有“郡县治，天下安”之说，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富一方民众、固一方之安，就整体而言，县一级是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本盘，县域经济发展了，基本盘也就稳住了。  

6.浙江的企业家精神，是浙江市场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路径的伦理和精神支撑，是强大的内在发展驱动力的体现。

企业家精神是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形态下不可或缺的市场经济核心推动力，狭义地说，没有企业家精神就没有更好、更有组织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在竞争条件下、以法治和规则推进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在优胜劣汰的趋势状态下，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为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和实现个人的人生价值则必须在利用资源上实现更优的配置，在组织生产过程中必须进行高效率、低成本、更具前瞻性的管理和决策，以达实现更高的利润、更好地推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和更完美地实现其个人人生目标。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企业家的活跃度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活跃度，而企业家的信心指数将对市场经济的波动产生重大影响。并不是每一位企业经营者和企业管理者都可称之为企业家或都具有企业家精神，虽然有不同的角度和评判标准，但浙江企业家精神却具有其历史、地域、内在文化因素几方面特性，我们可以从四个维度对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试作一简要分析。

一是区别于国家中原文化大一统的“重农轻商”的历史国本，以历史叠加因素而形成了浙江独具特色的地域性重商文化。这是形成浙江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范蠡是中国商人入史第一人，司马迁《史记•货值列传》列范蠡为第一。被誉为“商圣”、“财神”、“陶朱公”，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在辅助越王勾践打败吴王夫差之后，弃官从商获巨利而散财。浙江是范蠡从政、下海经商之地，其从政时的经济理论和下海经商后的理财思想以“陶朱遗风”而成为浙商的精神渊源。唐之前和唐之后，除个别朝代限制，丝绸、茶叶、瓷器之外销和省内都市集镇贸易之繁荣，浙江海外贸易和民间私人贸易一直长兴不衰。宋元时期，浙江凭其特殊的资源和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出发点和腹地。明清时期，浙江的商帮崛起，龙游商帮、南浔商帮、宁波商帮成一时之盛。明代湖州南浔的沈万三为明初首富，竟可富至助建明长城。而晚清杭州的“红顶首富”胡雪岩成为清代唯一一位既有御赐二品红顶戴，又被赏穿黄马褂的商人。胡雪岩在后期资金上辅助左宗棠收复新疆用力甚巨。地域性重商文化的传承，给予浙江的企业家以潜移默化的伦理和精神支撑。

二是近代工业文明之兴起，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为浙江商人的崛起和发展提供了历史性机遇。浙江旁依上海，又自有宁波，拥五口通商之两大口岸，面对1840公里的大陆海岸线海洋交通之便利，依托周边江苏、福建、江西、安徽之连接，进日本、出欧美、下南洋，浙江商帮、尤其是南浔商帮、宁波商帮大力进军上海，浙江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其近代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尤其是宁波、绍兴、杭州、嘉兴、湖州五府为主，对接上海、依托浙江腹地，近代工业蓬勃兴起。据统计，19世纪50年代初，在上海的宁波商人已达6万人（周静芬：《上海开埠是宁波帮近代化的机遇》，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四期）。清末宁波在上海的人口已达40万，至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宁波人已增至100万。这仅仅是宁波人与上海之连接，浙江全境必又是一大数据。湖州南浔巨贾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更是散尽家财，追随孙中山，助推国民革命。浙江商帮以“江浙财团”之兴盛而鹤立大上海，并助力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浙江商帮初期以商贸而起家，其后以其强大实力大举进入实业、金融业，交通、通讯业等，在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为浙江、上海的近代化都发挥过巨大作用。近代工业文明的兴起，浙江得五口通商之便利，在原有重商文化的延续下，浙江商人迅速融入近代中国市场经济之先期沐浴，而得创立工商企业之先机，这给予了浙江企业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在农耕文明的时下更多地感受到工业文明的未来。

三是浙江商人的时代性表现，是浙商企业家精神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只要时代给予他们机会，他们就会发光，就会有所作为。1978年后的历史性机遇，浙江人以敢于走出去、敢于冒险、敢于竞争的时代特性，迅速融入现代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的大潮流，以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说尽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以“浙商”之名在中国、以至在世界迅速崛起。在“解放思想，冲破旧的观念的束缚”的一节中已罗列了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浙江在全国的许多第一，这些第一都是浙江企业家精神的一部分体现。我们还可以提到具体几位，1983年，海盐服装厂步鑫生以独创的企业管理改革而闻名全国，1985年杭州萧山鲁冠球作为中国农民企业家第一个出访美国、1990年第一个作为中国企业家登上美国《新闻周刊》封面、于1997年第一个获得美国国际优秀企业家贡献奖。1991年，温州企业家王均瑶首创国内租赁飞机航线先列，并于次年成立包机公司。1995年，杭州马云创办中国第一个互联网商业信息发布站——“中国黄页”，并于2000年成为中国企业家登上美国《福布斯》封面人物第一人。1996年，东阳横店徐文荣创建中国唯一国家级影视产业发展基地——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自发布中国首富榜以来，浙商丁磊、宗庆后、马云、钟睒睒已多次名列其中。马云以“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李书福“四个轮子加--沙发”等，浙江企业家以时代性的当下融入，顺应潮流，迅速抓住机遇，开拓创新，展示了浙江企业家精神的当代当担属性。

四是浙江商人的文化传承情怀。建立在家族血缘关系和亲朋好友关系基础上的浙江民营企业，在企业做大做强的同时，由于历史文化的传承、尤其是宗族文化的影响，以慈爱反辅家乡建设、以助学帮扶族人进升、以文化转换儒雅身份，宁波的“天一阁”、杭州的“八千卷楼”、温州瑞安的“玉海楼”、湖州的“皕宋楼”、嘉兴的“嘉业堂”等为清代、民国著名的藏书楼，各地举不胜举的书院，私塾，兴建的家族祠堂等都是历史文化的传承，“诗书继世长”，现代浙商在慈善和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地投入，并延续至第二代、第三代，体现的特别明显。这是浙江地域性重商文化在财富积累之后的一个独特的延续性文化表现，也是浙江企业家精神在经济发展和致富后的一种入世路径和强大的内在发展驱动力的体现。

习近平主席在浙江当省委书记时发表的《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一文，引用了东晋顾恺之《观涛赋》中的“临浙江以北脊，壮沧海之洪流”，改革开放以来的浙江人民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伟大实践中，以其创业、创新之激情，涌现了一大批创业者和企业家，犹如滚滚钱江之洪流，奔向波涛汹涌之大海，形成和铸就了独具特色的浙江企业家精神，并成为了创造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内容。

2011年，首届世界浙商大会在杭州召开，从世界各地会合在西子湖畔的参会者2000多人，浙江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大会负责人。自此，“浙商”概念广为普及，浙商被誉为勤奋、实干、创业、创新，当代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企业家群体。他们以寻找、挖掘商机，服务于社会的责任感、使命感，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并成为浙江、以至中国走向世界具有深厚内涵的企业家、经济文化的形象品牌。

7.国有经济的强大后盾作用，给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以公共基础建设、公共基础保障、公共基础服务的重要支撑和社会责任担当。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浙江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民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市场经济的资本属性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阶段性的失衡和经济危机的出现，到目前为止，市场经济阶段性的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在世界范围仍未有很好的解决办法。这是“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形态”的一个悖论，这一社会形态，可以大规模推进经济的发展，大规模增加财富的积累，但其阶段性的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却一直未曾中断，甚至造成一个时期内经济的巨大破坏，尤其是这一社会形态导致的贫富差异使得整个社会存在巨大的不平等和非正义。又由于文化、宗教背景的不同，导致意识形态的争论和产生不同经济形态的竞争。甚至国家之间由于发展空间和利益争夺，常常以战争的形式相互对决。这就导致了国家的干预和国家性质的经济形态存的必要性。国家干预的目的是缓解阶段性的经济失衡和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出现的严重和恶性结果，并对贫富差异进行适度调节。而国家性质的经济形态的存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有经济，从中国这40多年的市场经济实践看，国有经济在整个市场经济中以适当的比例存在是必要的，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李嘉图、马克思、凯恩斯、哈耶克的理论各有侧重，但“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形态”是一个动态的社会发展形态，它的过去式、现在式、将来式都是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相互连接和承续的过程。因此，“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形态”，仍然处在一个求大同存小异的阶段，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近几十年的全球化是一个求大同的过程，但近十年来，世界正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和地缘政治因素，全球化的重组和分化将可能出现。

考察浙江经济40多年来的发展与前30年的比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不同的结果。1979年之前，在原先计划经济主导下的经济体系，国有经济占完全的统治地位，除少量的集体性质企业和少数的社队企业外，国有企业在所有经济活动中都发挥着主导作用。这种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以下达计划来进行生产，与社会的需求关联脱节，与国际间的经济交互脱节，与社会的未来发展脱节，没有竞争、没有业绩与个人收入挂钩，国有经济在整体运行中没有活力，国有企业处于大面积亏损之中，很难做到生产力的发展和财富的大规模增长。实践证明，这是一种缺乏积极性、创造性的固化的、没有活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其根本的原因是，背离了“工业文明市场经济现代社会”现阶段社会形态市场经济的发展定位。1949年浙江省全省GDP15亿元，人均GDP 72元。到1978年，浙江省全年GDP123.7亿元，人均331元，为全国人均379元的87.3%。1979年浙江全省GDP也仅仅只有 157.75亿元。其后的40多年，市场经济的驱动力完全改变了整个经济运行的规则，也给国有经济、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提供了巨大的发展活力，依靠多方面的优势，浙江国有经济、国有企业与民营经济同步发展，截止2021年底，浙江国有企业资产总额超16万亿。企业国有资本及权益总额达到52627亿元，年利润总额达1000亿以上。国有企业承担了约80%的天然气供应，约75%保障房建设及旧区改造，约70%高速公路和铁路投资，70%以上自来水供应和污水处理等。到2022年，浙江省市两级国有企业营业收入2.34万亿元，利润总额930亿元，资产总额7.43万亿元，上交税费714亿元。2022年，浙江省属国有企业完成各类投资1797亿元，全省11市市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3565亿元。有3家浙江国有企业进入世界500强，有15家国企进入全国500强。这体现了浙江国有经济发展的强大的后盾、重要的支撑作用，以及国有经济的社会责任当担。

作为一个小省，但浙江的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发展和经济总量都名列全国前茅。市场经济有难以克服的不足和缺陷，民营经济的逐利性和短期性，大部分企业缺乏长远性、战略性，没有政府强有力的规划和国有经济、国有企业的参与及承担社会整体发展责任和发挥经济社会稳定巨大的调节作用，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上不可能达到目前的高速度、高质量发展水平。这是在市场经济的不确定中，国有经济发挥了必不可少的稳定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整体发展中与民营经济形成了比较完美的互补作用。

8.文化溯源与历史传承，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因素之一。

经济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一种完全的自发性行为，也不是一种突发性的呈现，它是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当下的、与未来连接的一个动态的过程。浙江经济社会的发展、“浙江现象”的产生亦是历史的、文化的传承和延续。因此有必要对“浙江现象”的产生就其文化溯源和历史传承作一简要探讨。

山川秀丽、人杰地灵应是浙江的一个总体概括，当我们发现市场和市场经济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之时，我们绝不能忽视文化传承的力量，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中必定有其自身的文化溯源与历史传承。

距今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跨湖桥文化，距今5000年前的马家浜文化、距今4500前的良渚文化都分布于浙江。人文始祖舜帝之舜王庙、大禹之大禹陵，春秋五霸之越国、五代十国之吴越国、南宋都城都在浙江。浙江自隋至今沟通南北水运大通道已历1300年大运河南北文化的交流浸润，还有北陕西黄陵黄帝陵、南浙江缙云黄帝祠，北山东曲阜孔庙、南浙江衢州孔庙绵延不绝的文化延续及始于魏晋南北朝的北方居民南迁。汉唐之后，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南移，宋皇室南渡临安后，浙江的文化和经济又一次获得了交融和提升的机会。宋代陈亮、叶适一改传统儒学“重义轻利”、朱熹理学“重理轻利”的伦理观和“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观，提倡“理利相契”、“义利统一”，为注重实际、关注经济提供了理论支持。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是“经世致用”新学风的开创者，提出“工商皆本”、“切于民用”的观点。明代人文地理学家王士性在其所著《广志绎》中将浙江人文根据不同地理环境分为三类：“杭、嘉、湖平原水乡，是为泽国之民；金、衢、严、处丘陵险阻，是为山谷之民；宁、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民。三民各自为俗：泽国之民，舟揖为居，百货所聚，闾阎易于富贵，俗尚奢侈，缙绅气势大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烈鸷愎，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傲缙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闾阎与缙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半。”

自隋朝创立科考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绵延存续了一千三百多年，据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和《浙江省教育志》统计，从唐高祖武德五年到清光绪三十年间，历代状元有姓名可考者共有592人，共录取进士约11万人。浙江共有文科状元71人，武状元35人，进士14643人，浙江进士总人数位居全国第一位。仅绍兴名人馆就展示了5000多年来绍兴历史上最著名的150位名人。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浙江亦名人辈出，据2022年统计，浙江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共631人，居全国第一。“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宋代词人柳永的《望海潮》道出了当时杭州的经济与文化一直延续的繁华。北宋永康籍朝廷清官胡则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并赞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至今永康尚有每年秋后步行上山往“胡公大殿”朝拜“胡公大帝”的传统等等，都不枚胜举。

“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报任安书》中之名句，司马迁在《史记》完稿后亦在《太史公自序中》云“承敝通变”。南朝刘勰《文心雕龙·通变》道：“变则其久，通则不凡”。“通变”一词最早源于《周易·系辞传上》“通变之谓事”，“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周易·系辞传下》亦有“变通者，趣时者也”、“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唯实求变、穷通则变的浙江人在“义利统一”、“工商皆本”的区域性文化中孕育了辩证的主动性、创造性、发展性思维，并逐渐形成了刚柔相济、兼容并蓄、励精图治、义利相契的文化精神。

浙江在不同历史时期在地理区域上与周边会有所交合，但核心区域构筑和籍此代代传续叠加而成深厚的文化内涵，并由此形成独特的兼有农耕文明、商业文明、海洋文明的文化传承，却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在逻辑，亦是独具特色的浙江人文传统。积淀深厚的人文底蕴，构筑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独特的“浙江现象”，这也是浙江经济社会近40多年来发展迅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9.制度创新中的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推进、统筹和规划，是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强大的创新和引领力量。

“有作为，敢担当！”“顺应潮流、顺势而为”，这是对40多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各级领导的所作所为总体上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在这一片神奇的土地上，浙江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勤劳敢干的人民给予了有作为、敢担当的执政者以强大的创新和引领力量。

2000年出版的《浙江经济发展五十年》一书，对浙江1949年至1998年这50年的经济发展作了回望与总结。指出，浙江省各级领导，1979年以来“坚持市场取向改革，不断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行‘多伦驱动、多轨运行、多业并举’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和共同发展的格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根本，各种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就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这其中谈到“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根本”，可以说是浙江经济发展五十年的关键与核心。离开了经济发展，就离开了社会发展的根本，这既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真实写照，也是在浙江不同时期工作的各级领导的切身体会和他们愿意为此努力和付出的根本。2018年出版的《浙江改革开放40年口述历史：1978—2018》一书，口述者有省市县领导、企业家、学者及不同阶层的人士。其中有省委书记的“坚定、清醒、有作为”，1989年遇到当时政策的限制时，就提出“能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就予以支持。有省长的“富民强省四十年”、有杭州市委书记的“抓住解放思想这个牛鼻子”、有温州市委书记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有义乌县委书记的“是时代、人民造就了今天的义乌”、有省部门领导的“我的一生最大的心愿就是要改变农民的命运”、有企业家的“有目标、沉住气、悄悄干”、“对世界喊出‘芝麻开门'”、“改革开放让我从放牛娃变成‘汽车大王’”、“从修鞋匠到电器巨头，与时代同行”、“40年前我领到了中国第一张个体工商业营业执照”等等。浙江省委、省政府，各地市、县区及各级部门都投入了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调研、推进、规划、统筹、领导，解放思想，破除旧框框，抓住机遇，勇挑责任，魄力非凡。

温州模式，义乌模式等市场经济行为，都是人民群众自发参与、各级领导顶住压力、甚至违背当时的文件和规定全力支持下发展壮大的。省长为温州乐清柳市低压电器的发展请求向央行批500公斤白银、为民营经济发展向中央和部门请求增加贷款规模，各级领导和部门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主动承担责任为经济发展服务等等，举不胜举。用市场经济的新思路改造旧城也在浙江大力推进。1999年，在省长的强力推动下，冲破当时的规定，民营企业家当省级劳模，浙江是全国第一家。2000年，浙江把社保覆盖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浙江是全国第一家。200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城乡免费教育等等。

有一句话，叫做“思路决定出路”，1978年以来的各个不同时期，浙江省各级党委和政府不失时机地认清形势、抓住机遇，顺应潮流、顺势而为，有作为，敢担当，在全国率先推出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从制度创新入手，“放手大胆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顺势推进国有企业产权制度的重大改革”到“科教兴省”、再到“八八战略”，发展路径十分清晰。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两创）战略，省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实现浙江全省人民物质富裕精神富有”（两富）战略，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精神”（两个高水平）战略，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两个先行”，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化先行等等，与民共同努力走出了一条适合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康庄大道。他们是浙江改革开放的引领者、助推者、实践者！

“双轮驱动，创新开拓、同心协力、统筹兼顾，共谋发展”这是笔者对浙江经济社会发展40多年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契合、上下呼应，共谋发展范式称之为“浙江精神”的一个简要概括，也是笔者对浙江各级党政在引领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一种施政实践的不完整的表述。“双轮驱动”，一个轮子是民间，一个轮子是党政，双轮是基础架构，两个轮子必须左右一致，才能不断向前驱动，相向而行。“创新开拓”是冲破原有的束缚与框架、打破原有的平衡和认知，民间和政府共同重新构建市场经济发展新思维、新观念、新认知，在实践中勇于创新、勇于开拓，打开新局面，走出一条符合浙江的快速发展之路。“同心协力”，就是民间与党政为发展经济，心同意一，共同把各种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和力量凝聚在一起，劲往一处使，向着一个共同方向不断往前推进。“统筹兼顾”，是市场经济发展中资源配置和各种要素间的相互组合与呼应，是浙江省内小市场与全国大市场的对接，是上面宏观政策与浙江实际的结合，是对内搞活和对外开放大格局和大视野的当下超越，是过去、现在、未来连贯性发展的路径选择和前瞻性的战略统筹与兼顾。“共谋发展”，共谋是党政与民间上下呼应，里应外合，官民一致，正视问题，解决问题，以达知行合一，向着大方向、大目标一往无前。40多年来，浙江在“双轮驱动，创新开拓、合力推进，统筹兼顾，共谋发展”短暂的历史一瞬间，完成了一次凤凰涅槃式的蜕变，成就了几千年来百姓祈盼和梦寐以求的小康社会生活。这其中，笔者认为，最核心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性进程中，以中国人的勤奋和坚韧、无往不前和寻求机会的强大内在动力，中国的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是注定的，那就是我们必须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相信民间的力量、相信企业家精神。

市场经济给予人类社会首先是做大蛋糕的机会，而蛋糕做大之后，其次要做的是如何合理分配蛋糕。做大蛋糕这一点浙江极其突出，如何合理分配蛋糕浙江也有较好的经验可以借鉴和分享。这也是中共中央国务院把浙江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一个重要原因。据统计，浙江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次于上海和北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6倍以上，城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1年和37年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1.96，远低于全国的2.56，最高最低地市居民收入倍差为1.67，是全国地市一级唯一一个所有设区市居民收入都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

浙江以“双轮驱动，创新开拓、合力推进，统筹兼顾、共谋发展”的浙江精神，走出了一条独特的、与众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之路，这其中，“统筹兼顾”是浙江发展和共同富裕的一个主要特点。浙江省委、政府对落后地区及先富地区带后富地区的帮扶机制，省和富裕地区在省内范围结对贫困县和落后县市区，1994年全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浙江省是全国唯一保留“省管县”财政体制的省份，向落后地区财政、投资倾斜政策，扶贫成果卓有成效。浙江的国地税机构1997年才分设，也是全国最迟的，这也是兼顾到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因素。前面提到，浙江2000年把社保覆盖到非公有制经济领域在全国是第一家。2006年，浙江在全国率先实行城乡免费教育等等。这都体现为了在一个省范围内共同富裕的“统筹兼顾”。浙江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出台了《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计划到2025年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  

如果说经济学或者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何在？核心问题就是三个：一是如何加快经济发展；二是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源有效配置和地域之间发展失衡问题；三是如何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关照社会弱势群体、建立有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保障。浙江在这三个方面，相对而言，走在了全国前列。

在这里，笔者还有两点要予以特别指出：一是浙江人均税收的贡献率，据2022年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福建五省净贡献国家税收统计，浙江人均7638元排第一位，依次为广东7016元、江苏4746元、福建795元、山东760元。浙江超越广东、江苏GDP大省，体现了浙江经济发展的高效益、高质量；二是浙江的基尼系数，据统计，浙江的基尼基数在2.8—3区间，这是贫富差距比较合理的区间，这也说明，浙江经济社会高效益、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在社会层面所体现的整体的均衡性，很大程度上展示了浙江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求实和把握机会、追求效益的精神以及浙江省各级党和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统筹和经济均衡发展上作出的符合浙江实际的实事求是和致力于社会共同富裕的巨大的努力。

结语

 “确立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经济运行体制——浙江走向共同富裕的范式及其启示”，笔者从九个方面作了大致梳理，并不完整，疏漏肯定很多，而又偏于浙江发展的积极一面，经验的一面。归纳起来，主要是:市场经济为导向，民营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坚强后盾，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强有力的领导。

40多年来浙江也存在许多不足与教训，这都需要在今后的发展中不断调整和改进。再者，中国之大，不仅仅是浙江，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全国各地的发展均有其自身的经验，都具有其典型意义。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笔者粗浅理解，其真正的现实意义在于提供相互借鉴，明确发展方向。从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看，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确立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坚强后盾的经济运行体制，应作为国家层面的重大理论和战略来规划和统筹。

把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范式之一，是一种启示性导向，如全国各地经济社会都象浙江这样高质量发展，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总量将会增加好几倍，均衡性也将更好，共同富裕的目标亦在于此。浙江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对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亦具有世界性的借鉴意义。

 2023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