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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蒙古农村商业银行以 “一步整合120家机构” 的魄力挂牌开业时，农信社改革的深层次矛盾与创新实践正引发行业广泛讨论。作为金融服务 “三农” 的主力军，农信系统改革已进入 “深水区”，各地在 “一步到位” 与 “分步推进” 的路径选择中，既展现出破局决心，也暴露出深层体制机制挑战。

改革路径分化：一步整合与分步推进的实践对比

内蒙古 “一步到位” 的激进探索。5月27日开业的内蒙古农商银行，以注册资本580.17亿元、整合120家法人机构（含 26 家村镇银行）的规模，成为全国首个将农信机构与村镇银行同步纳入统一法人的改革样本。这种 “一次性清零” 模式，通过省级财政（持股12.07%）、国企（如内蒙古电力持股 7.76%）主导注资，短期内迅速提升资本实力，截至2024年末，其资产总额达8833亿元，存款余额7435亿元，为化解历史风险提供了资金支撑。

但激进整合也带来新挑战：地域广阔导致牧区、农区金融需求差异被忽视，总行 “一刀切” 政策可能削弱基层服务灵活性；120家机构资产质量参差不齐，如2023年审计显示，8家法人机构少计不良贷款41.12亿元，7家准备金缺口达31.95亿元，整合后不良资产处置压力集中释放，需通过 “以查促收”“跨地区清收” 等强硬手段推进。

辽宁、河南的 “分步攻坚” 策略。与内蒙古不同，辽宁采取 “两步走” 策略：2023年先整合30家农信社组建辽宁农商银行，2024年再吸收合并36家机构；河南则在原有农商联合银行基础上，2024年启动25家法人机构新设合并。这种模式更注重风险分层处置，如辽宁在第一步改革中重点解决30家机构的股权混乱问题，河南则通过 “先联合后合并” 逐步统一治理架构。

分步推进的优势在于降低改革震荡，但耗时较长且需持续政策支持。以辽宁为例，两次整合间隔仅一年，需在短期内完成两轮不良资产剥离（2023年处置不良贷款超200亿元），对地方财政资金调度能力要求极高。

共性挑战：风险处置与治理重塑的双重压力

不良资产处置：改革的 “生死线”。无论采取何种模式，不良资产都是绕不开的 “拦路虎”。内蒙古农商银行筹建期间，将 “持续攻坚抓清收” 列为核心任务，提出 “五个兼顾” 原则，包括对公职人员赖账 “不能光拉弓不射箭”，对逃废债行为 “彻底打消拖延念头”。数据显示，内蒙古农信系统2023年转让不良贷款4.06亿元仅收回374万元，处置效率亟待提升。

其他地区同样面临压力：河南农商银行改革涉及25家机构，需在一年内完成超300亿元不良资产核销；辽宁农商银行通过 “政府 + AMC + 银行” 三方联动，2024年清收处置不良资产占比达 18%，但仍有部分县域机构不良率超5%。

公司治理：从 “内部人控制” 到 “行政化干预” 的平衡。农信社长期存在的 “小法人病” 在改革后演变为新矛盾：内蒙古农商银行法人股东占比 80.99%（财政 + 国企持股超40%），虽避免了 “内部人控制”，但可能陷入 “行政化干预”；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采取 “自下而上” 模式，县级行社持股超 60%，却面临省级平台统筹能力不足的问题。

业内机构研究指出，统一法人模式需破解 “总部集权与基层灵活” 的难题。例如，内蒙古农商银行下设891个分支机构，如何避免 “大而不强”，需在信贷审批、考核机制等方面建立差异化制度，而不是简单复制大行模式。

未来破局：资本补充与功能定位的再思考

资本缺口：依赖外部输血还是内生增长？资本不足是农信系统通病。内蒙古通过262亿元专项债、财政注资等方式补充资本，但外源资本占比过高可能导致财务可持续性风险；海南农商银行则尝试引入战略投资者，但其 2024年净利润仅增长3.2%，内生资本积累能力薄弱。

招联金融董希淼建议，可探索 “专项债 + 市场化发行” 组合模式，同时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盈利水平。例如，江西农商联合银行2025年3月数字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科技投入占比提升至营收的2.5%，为资本补充提供新路径。

功能定位：金融普惠与商业可持续的再平衡。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提升农村金融服务能力。内蒙古农商银行提出 “3-5年进入全国农信中游”，但需避免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山西农商联合银行2024年推出 “农耕贷”“光伏贷” 等特色产品，涉农贷款占比保持在65% 以上，同时通过供应链金融将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控制在1.8%，为差异化发展提供了样本。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曾刚强调，农信机构应回归 “熟人金融” 优势，在数字技术加持下重构小额信贷模式，而不是与大型银行在标准化产品上正面竞争。例如，浙江农商联合银行通过 “整村授信” 覆盖90% 以上农户，数字化风控模型将贷款审批时效从3天压缩至1小时，实现了普惠与效率的双赢。

农信改革的AB面，本质是 “速度与稳定”“集中与分散” 的权衡。内蒙古的 “一步到位” 勇气可嘉，但需警惕 “重整合轻治理” 的陷阱；辽宁、河南的 “分步推进” 稳扎稳打，却面临改革周期过长的风险。无论路径如何选择，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打破 “风险 — 资本 — 服务” 的恶性循环。当省级平台既能有效处置历史包袱，又能激发基层机构服务活力时，农信系统才能真正实现从 “规模扩张” 到 “质量跃升” 的蜕变。这场改革的终极考验，不是模式之争，而是能否在商业逻辑与政策使命之间找到持久平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