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城银行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维护地区金融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人民银行联合策划的大型融媒体报道《红色金融路》，今天播出第27集，让我们走进沈阳的志城银行。
       沈阳火车站前的中华路，是沈阳市寸土寸金的一条商业街。而在上个世纪初日俄战争以后，日本侵略者将包括这条街道在内的大片区域叫做“满铁附属地”。       中华路118号——这栋三层的欧式建筑是志城银行的旧址，它见证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一段历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迅速沦陷。为全面统治东北政治、经济，日本侵略者以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黑龙江省官银号等4家银行为基础，组建了伪满中央银行。在强占了东北全部公办金融资产后，日本侵略者又将手伸向民营金融资产。1933年11月，伪满政府颁布《私营银行法》，对开办私营钱庄或私人银行提出了新的规定。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营管部原副巡视员 于铁：如果再继续经营银行、票号，运营资本金必须达到40万，对当时的钱庄和票号来说都达不到。这40万的资本金要求，把我们所有的银行票号都挡在了《私营银行法》之外，“合理合法”地剥夺了民族资本。
       《私营银行法》的颁布，无疑让沈阳的金融市场掀起了巨浪。几乎所有的票号钱庄都要停业整顿。眼看着无法生存下去，由晋商曹家控股的渊泉溥、富森竣等5家钱庄的老板，找到了当时沈阳金融圈里小有名气的奉天“贷业同业公会”主席巩天民，商定将5家钱庄合并，建立中国人自己的银行，抵制日本侵略者的渗透。       于铁表示，巩天民利用他的社会人脉和他的经济金融知识， 巧妙地跟当时的日本财政和日本央行，也就是伪中央银行和伪财政部进行了周旋。
       在巩天民的交涉下，1935年2月1日，由5家票号合并的新银行成立，定名为“志城银行”，代表了“众志成城”的决心，由巩天民担任董事兼总经理。       成立之初，志城银行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经营各种存放款、贴现、押汇、汇兑等业务。由于良好的稳健性，志城银行深受老百姓信赖，原定5年还清的债务，仅用1年就还清了。开业当年，银行甚至实现了盈利，成为当时私营银行中的翘楚。       巩天民后人 巩辛：过去的钱庄有很多外债，偿还这些外债，一般不太可能，可能马上就得破产。对于东北官银号和私人欠款，当时为解决这部分欠款问题，让他们变成了志城银行的股东。还有沈阳当时的惠临火柴、八王寺汽水等非常有名的民族工业，这些大客户也被拉到了志城银行的业务中。
       而另一方面，此时的志城银行也是我党在沈阳的一个地下情报站。多名中共东北情报站主要成员在志城银行任职，这些共产党员利用志城银行这个平台，开展秘密情报工作，收集了大量日伪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情报。除了传递关东军兵力部署等重要情报，这里还做了大量掩护和转送工作。       巩天民后人 巩辛：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药品，而且这些药品又大多在黑市上流通。所以志城银行利用金融机构的背景，通过一些合理合法的交换，获取这些极其重要的军事物资，再以特定的渠道转送到东北抗日义勇军手里。这也是他们作为一个金融企业为抗战所做的贡献。
       1942年7月，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沦陷区强行推行“强化整备”措施，限定总资产必须达到1000万元以上才能成立银行。这时的东北已经没有一家民营银行能达到此要求。       辽宁省委党校教授 王建学：一开始，日本人提出对资本金的要求是40万，后来增加到1000万，短短几年时间翻了25倍，根本目的就是要扼杀中国的银行。
       所以巩天民挨个找到沈阳的民营企业家，把利益讲得清清楚楚，日本就是要扼杀中国银行，没有中国银行，这些企业发展会受到日本“卡脖子”。他用爱国之心和自己的威望，终于把这1000万全都募集到了。日本人也没有想到，只好接受现实。
       此后，日本侵略者又要求公开发行股份，企图通过高价收购股份控制银行。但在巩天民游说下，股东们谁也不卖出股份，再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经过近20年的发展，志城银行成为了沈阳最大的民营银行。1955年，志城银行正式由中国人民银行接管，成为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储蓄部。志城银行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带着深深的红色印记，为抗击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维护地方金融稳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