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银行董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会长刘连舸发表题为《制度型开放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致辞演讲。他指出，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加速转向，“大冲突、高通胀、大紧缩”成为2022年全球经济金融领域的关键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政治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调整，全球治理体系亟待重塑。这突出表现为：一是全球政治经济秩序极不稳定；二是全球治理体系运作模式不合理；三是全球治理体系涵盖议题明显受限。在此背景下，制度型开放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向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共赢的方向发展提供了可行思路。

       他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在推动制度型开放方面做了很多积极探索。在国内开放层面，创设自贸试验区，积极发挥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功能。在国际规则层面，扎实推进缔结自由贸易协定。在国际合作层面，大力主张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念。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唯有团结合作，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各国应通过制度型开放构建持久稳定的国际制度环境，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合理性、包容性，与时俱进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治理效能。

       在主旨演讲环节，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朱民认为，2022年以来，能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上升、融资成本增加等因素导致全球经济增速下降，并将对未来持续产生影响。经济周期变化叠加高债务、通胀高位波动、高利率、地缘政治紧张等结构性变化，使世界进入滞胀和分裂的新变局，面临高通胀、紧货币、紧财政、紧流动性和增长持续低迷的情况。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分析了后疫情时代世界劳动力市场新趋势。他认为，各国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出台封控措施，催生出新的工作模式和新的技术，导致逆全球化和生产的本地化，在加剧发达经济体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减少对新兴经济体劳动力的需求。当前，全球面临滞胀局面，各经济体需要进一步加强国际合作，共谋开放，让人民变得更富足。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艾瑞克·马斯金表示，加速从碳基能源向绿色能源转型可以解决欧洲面临的能源危机，其中，核能的发展值得关注。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在采取紧缩货币政策应对高通胀时，要在控通胀和防衰退之间保持平衡，避免造成严重的经济衰退。收入不平等加剧和失业率上升导致很多国家逆全球化情绪高涨，这些国家应继续坚持全球化，帮助低技能群体获得更多的培训和教育，让这类人群从全球化中获益。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李扬指出，当前我国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需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配合，以需求管理为重点进行宏观调控。未来，为了更好完成金融改革任务，我国应该从完善流动性管理体制、完善债务管理体制机制、建立机制完善的金融体系、建立“创新友好型”和“发展友好型”监管体系四个方面进行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认为，美国海外直接投资回报率较高且国外投资者购买了大量回报率较低的美国国债导致美国投资收入顺差，保障了美国在净外债规模庞大且经常项目逆差的情况下不会发生金融危机。改变我国海外净资产投资收入长期逆差的现状将有助于我国实现高质量金融发展。

       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陆磊表示，在各国经济增长动能不足、通胀在全球蔓延的态势下，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我国通过施行“低利率+弹性汇率”政策，较好实现了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吸收外部风险的政策目标。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了实现经济金融高质量发展，我国应该积极有效地管理和引导市场预期，持续推进中长期市场制度建设，不断增强金融机构抗压能力。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副行长梁新松表示，中国和新加坡多年来形成了良好的伙伴关系，在人民币国际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等领域开展了互惠互利的合作。2023年是新加坡开展人民币清算十周年，中国和新加坡将继续在绿色金融、数字金融等领域加强合作，助力两国经济转型，促进两国经济健康发展，共同支持亚洲经济持续增长。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认为，俄乌冲突严重破坏了世界能源体系，增加了能源使用的成本和不确定性，对欧洲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同时，各国面临日益严峻的气候危机和生态环境挑战。为了应对地缘政治风险和气候风险，应推行以多极化和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多边主义合作，通过协商、谈判缓解紧张局势，共同建设21世纪现代化、零碳化的基础设施。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规划发展部部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杨燕青主持本届年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