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透社 | 蔡垡   图 | 微摄

2026年3月11日，内蒙古乌兰察布市纪委监委发布通报，原内蒙古呼和浩特金谷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齐啸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这则通报，让这家早已深陷腐败漩涡的农商行再次成为舆论焦点——自2014年改制以来，包括齐啸在内，金谷农商行已有三任董事长相继被查，“董事长魔咒”的阴影，始终笼罩着这家昔日内蒙古农信系统资产规模最大的法人机构。

所谓“董事长魔咒”，并非偶然的个体违纪，而是金谷农商行改制十余年来，权力监督失控、合规体系崩塌的集中体现。从2018年首任改制后董事长刘建强被查，到2019年前任理事长（改制前董事长）李彦昌被刑拘，再到如今“80后”掌门人齐啸落马，三任掌舵者接连折戟，不仅暴露了该行内部治理的严重缺陷，更折射出地方农信系统廉政建设和风险防控的薄弱环节。

回溯“魔咒”的开端，李彦昌的落马揭开了金谷农商行腐败的冰山一角。公开信息显示，李彦昌于2007年至2013年间担任金谷农村合作银行（金谷农商行前身）理事长、董事长，2019年7月因涉嫌单位行贿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职务侵占罪被刑事拘留。2021年初，乌拉特前旗人民检察院披露的起诉书显示，李彦昌在任期间，利用职务便利侵占财物共计1804.65万元，非法获利2199.14万元、股份217.38万股，其违纪违法所得之巨，凸显出当时该行权力运行的无序与监管的空白。

李彦昌落马后，刘建强作为金谷农商行2014年改制后的首任董事长，接过了掌舵权，却也重蹈覆辙。2018年8月，刘建强被巴彦淖尔市纪委监委立案审查调查，其妻子石某此后也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判刑。更值得关注的是，检察机关披露，刘建强曾与李彦昌共谋受贿，非法所得高达2000万元以上，这意味着两人在任职期间形成了腐败利益链条，而这种链条式腐败，也为后续“魔咒”的延续埋下了隐患——权力监督的缺失的惯性，并未随着掌舵人的更替而改变。

作为三任被查董事长中最年轻的一位，“80后”齐啸的落马，更具警示意义。公开信息显示，齐啸生于1983年，2007年踏入职场，长期供职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2019年调任赤峰市红山区农信联社党委书记、理事长，2020年11月出任金谷农商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年仅37岁便执掌这家大型农商行，一度被视为金融界的“青年才俊”。在任期间，齐啸曾高调推进A股上市工作，2021年9月与中信证券签订上市辅导协议，2022年初进入内蒙古自治区上市后备企业名单，但此后上市辅导工作毫无进展，背后或与该行内部的腐败乱象和经营困境密切相关。

齐啸的落马，并非孤立事件。在他被查前，其长期搭班的副行长冯四方、行长张焱已分别于2025年7月、12月先后被查，三人同属接受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驻内蒙古农商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暗示着三人之间可能存在利益勾结。张焱与齐啸一样，早年供职于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2019年出任金谷农商行监事长，2020年底任行长；冯四方则于2020年9月出任该行行长助理，后升任副行长，三人长期掌控该行核心权力，形成了稳固的权力圈子，也为权力寻租提供了便利。

腐败乱象的背后，是金谷农商行经营状况的持续恶化。官方年报数据显示，2024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12.51亿元，同比下降17.89%；全年净亏损25亿元，同比大幅下滑1656%，而导致净利润大幅下跌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减值损失猛增到25.75亿元，2023年这一数据仅为3.81亿元。截至2024年末，该行资产规模约760亿元，发放贷款及垫款余额为381.49亿元，吸收存款603.57亿元，净息差为1.63%，不良贷款率为1.62%。经营的持续亏损与腐败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腐败致亏损、亏损乱作为”的恶性循环。

值得注意的是，2025年5月，金谷农商行已作为发起机构之一，被整合并入新设的内蒙古农商银行，原法人资格注销。但冯四方、张焱、齐啸三人的相继被查，明确传递出一个信号：机构整合不等于责任清零，腐败追责不会因法人资格注销而终止。作为全国农信改革的“内蒙古样板”，内蒙古农商银行创造了“一步到位将121家涉改机构组建为统一法人农商银行”的纪录，但金谷农商行遗留的腐败问题和风险隐患，也成为其后续发展的沉重包袱——日前内蒙古农商银行召开的不良资产清收处置工作部署推进会明确强调，当前全行风险防控压力巨大，需全力完成风险管理和清收任务。

深度分析与评论

金谷农商行的“董事长魔咒”，是权力失控、内控失效、监管缺位三重因素叠加的必然结果，绝非偶然。从内部治理来看，该行自改制以来，始终未能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信贷审批、人事任免、项目决策等核心权力缺乏有效监督，使得董事长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李彦昌、刘建强、齐啸三任掌舵者，均能利用职务便利大肆谋取私利，甚至形成利益链条，根源就在于内部监督流于形式，合规管理沦为口号——齐啸在任期间多次强调“依法依规经营、严守合规底线”，却私下滥用职权，正是这种“双面操作”的典型体现。

从行业监管来看，地方农信系统的监管存在明显短板。作为服务地方的金融机构，金谷农商行的业务与地方经济联系紧密，但这种紧密性也容易滋生权力寻租空间。监管部门对农信机构的日常监管不够细致，对“一把手”的监督缺乏针对性，未能及时发现和遏制腐败苗头，导致腐败问题从个体违纪演变为系统性乱象。此外，农信系统的干部交流机制不够健全，部分高管长期在同一岗位、同一系统任职，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圈子，进一步加剧了腐败风险。

从发展战略来看，金谷农商行陷入“重规模、轻合规”“重上市、轻治理”的误区。齐啸任职期间高调推进上市，却忽视了内部治理的完善和风险防控的强化，最终导致上市无果、经营亏损、腐败频发。这也反映出部分地方农商行在发展过程中，过度追求短期政绩，忽视了金融机构的本质属性，未能平衡好发展与合规、规模与质量的关系，最终陷入“腐败-亏损-整改”的恶性循环。

金谷农商行的“董事长魔咒”，不仅是一家银行的悲剧，更是地方农信系统改革发展的警示。对于地方农商行而言，必须打破“一把手”权力垄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健全权力制衡机制，将合规管理贯穿业务全流程，强化员工廉洁教育，从根源上遏制腐败滋生；对于监管部门而言，需加大对农信机构的监管力度，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建立常态化追责问责机制，做到“机构整合、责任不丢，人员调整、监管不松”；对于金融行业而言，需以金谷农商行为戒，坚守金融初心，聚焦实体经济本源，摒弃短期政绩导向，实现合规经营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

如今，齐啸的调查仍在推进，三任董事长接连被查的背后，或许还将牵扯出更多腐败细节。但无论如何，“董事长魔咒”的破解，关键在于重构权力监督体系、坚守合规底线。唯有如此，才能彻底摆脱腐败阴影，让地方农信机构真正发挥服务地方、支持实体经济的作用，避免类似的悲剧再次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