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金透社 陈堃

2026年5月17日至20日，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四川成都举办，这是该论坛首次移师中国西部。这场以“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新机遇、新发展”为主题的金融盛会，吸引了30余位中外高级别政经领袖、100余位重磅嘉宾参与巅峰对话和高端闭门研讨。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出席开幕式。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浦发银行行长谢伟分别发表讲话。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张晓燕担任开幕式主持人。

在国际秩序失序、大国博弈加剧、AI加速重塑全球经济、老龄化深层冲击各国社会保障体系的背景下，这场跨越政界、学界的深度辩论，揭示出全球金融治理正处在制度性重构的十字路口。

战略定力：中国金融治理的时代坐标

在论坛开幕致辞中，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过勇明确判断：“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关键组成部分，正处在深度变革的关键窗口期，机遇与挑战相伴相生、并存交织，唯有凝聚各方共识、深化对话合作，才能破解发展难题、完善治理体系、激活全球金融发展新动能。”这一判断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焦捷的阐述形成了呼应：“面对风险与机遇交织的新格局，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完善国际金融架构、增强体系韧性，既是应对共同挑战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

焦捷还透露，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将依托通州金融发展与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契机，构建“一基地+四中心”的战略发展格局，全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顶尖的金融学院”。这一战略目标本身，就是对中国从“金融大国”迈向“金融强国”这一时代命题的制度回应。

AI路径分野：效率革命与监管框架的“拉锯”

高端对话环节，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IMF原副总裁朱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的高强度交锋，成为整场论坛最引人注目的焦点。

朱民敏锐地观察到，中美两国在AI发展路径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模式：“美国侧重于基础模型的强大和技术治理，而中国则更侧重于技术的扩散与应用，着力推动AI渗透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方方面面，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他同时强调，AI为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带来了新的可能，但社会各界对其可能带来的就业冲击存在关切，不少人对AI持有负面观点。因此，国家需要“形成适当的政策，引领、塑造AI服务于未来发展”，同时需要研究人员、企业、社会各界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凝聚共识，协同建立保障机制。

浦发银行行长谢伟的发言则从金融机构实操层面给出了明确的行动路径：“商业银行应加快构建企业级的AI平台和大模型体系，在智能风控、智能客服、智能投顾、智能审批等领域实现规模化的应用，推动由经验驱动向数智驱动的根本改变。”从被动适应到主动重构，金融机构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已不再只是成本效率问题，而是关乎市场竞争力和风险防控能力的底层逻辑变革。

斯宾塞对中国在AI技术落地方面的布局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制造业体系之一，机器人产业发展也十分迅速。中国很快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具身机器人制造领域，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国家。”他指出，中国在“十五五”规划中特别强调了人工智能与科技发展的潜力，这种潜力不仅依托于底层模型的构建，更依赖于科技的应用及其对社会经济各领域的深度渗透，“确保相关成果更广泛地惠及民众”。这一判断精准地捕捉到了中国AI战略的核心特征：以技术扩散和应用落地来推动生产率提升，让创新的果实真正触达最广泛的社会层面。

体系重构：国际货币秩序的制度性迷思

在国际地缘格局深刻演变的大背景下，本论坛关于“国际货币体系重构”的讨论成为另一个引爆点。

以“末日博士”著称的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名誉教授鲁里埃尔·鲁比尼直言：“过去数十年间，国际体系总体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状态，而当前则呈现出明显的失序与波动特征，原有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面临多重挑战，甚至陷入一定的危机。”他提出应从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三方面加快调整。

土耳其前副总理阿里·巴巴詹则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提出了更具建构性的主张：“包容性是改革国际金融机构的核心方向。当前布雷顿森林体系等国际机构的代表性不够民主、平等与公正，大量国家的声音无法被有效听取，必须通过改革提升全球与地区各国的代表性。流动性属于全球公共物品而非少数国家的特权，IMF应推进相关认证机制建设，让符合标准的国家在危机中快速获得紧急流动性支持。”巴巴詹提出了包容性、代表性和流动性可及性的全球金融体系三大原则，并强调“新货币秩序的成功，不在于零和博弈下的胜负，而在于是否具备包容性、互操作性与可持续性”。

老龄化命题：全球治理中被低估的结构性变量

在三位嘉宾的深度对谈中，老龄化这一长期被低估的结构性变量，首次被置于全球金融治理讨论的核心位置。

白川方明以日本的前车之鉴发出警示：“人口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是相辅相成的。若经济能保持正向增长，对人口减少便无需过度担忧。”但同时他承认，人口负增长会通过多种渠道传导，直接降低劳动生产率与实际产出增长，社会与决策者均需做好充分准备，应对劳动生产率与人口变化之间的联动影响。

面对“AI是否会抢走人类饭碗”的普遍焦虑，白川方明给出了一个基于日本国情的独特视角：“在日本，AI替代劳动力是有好处的。”由于日本人口急剧减少，劳动力供给不足，AI的升级恰好可以弥补这一缺口。他列举了日本养老院试点应用AI监测老年人及痴呆患者行为变化的案例，说明AI在应对老龄化带来的社会难题中可以发挥积极作用。

斯宾塞补充指出，老龄化社会能部分消化AI带来的失业问题，但未来更可能是人机协作——机器人干重复劳动，人专注创意和决策，“人类仍需学习如何与机器共生”。朱民则从数据视角进行了补充：AI确实可能替代部分岗位，但也会创造新的岗位类型，关键在于政府是否有足够的政策工具引导转型、保障劳动者权益。

全球治理的制度韧性：多极世界的“关键少数”

综观论坛全天讨论，一个贯穿始终的底色是：全球金融治理的制度韧性，正在被前所未有的压力测试所考验。从地缘冲突持续升级、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蔓延，到AI带来的技术替代和社会撕裂风险，再到人口老龄化对发达经济体的渐进性侵蚀——这些全球性挑战相互叠加、相互传导，单一国家、单一机构的政策工具箱已经难以独立应对。

面对这样的局面，巴巴詹给出的答案是包容性与互操作性，过勇给出的答案是“凝聚共识、深化对话合作”，焦捷给出的答案是“增强体系韧性”，鲁比尼则给出警告——“原有的国际秩序正在陷入危机”。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立场的判断，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全球金融治理需要重建。而重建的核心，不是在零和博弈中划分势力范围，而是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找到让各方利益兼容的制度平衡点。

正如斯宾塞所言，技术和AI的成功，不仅依赖于强大模型的构建，还取决于它们在经济中的采纳与普及。对全球金融治理而言，规则的作用不亚于技术本身。

独立评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塑

业内专家分析认为，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的信息密度和思想碰撞烈度，远超常规学术会议。朱民、斯宾塞、白川方明三位重量级学者的同台激辩，清晰地勾勒出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三重结构性断层：技术革命带来的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张力（AI加速渗透与就业安全的矛盾）、地缘格局重塑中的制度真空（旧秩序松动、新秩序未立）、以及老龄化等缓慢但不可逆的人口冲击波。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旧秩序失效、新秩序未立”的全球治理图景。

本次论坛释放的最重要信号是：中国的金融开放与高质量发展，正在成为全球治理博弈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关键变量。焦捷提出的“一基地+四中心”战略，本质上是一场关于金融教育、金融研究和金融实践的一体化布局，预示着中国金融学术话语权的系统性提升，其目标指向的是世界顶尖金融学院的学术地位与全球影响力。而“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种表述频频出现在论坛议程中，恰恰说明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塑，已经绕不开中国市场和中国的制度建设经验。

更深层次的意义在于，本次论坛首次走出北京、落地成都，本身就是一种强烈的信号表达：中国金融治理体系的优化与创新，正在向西部内陆延伸、向纵深推进。从政策制定到学术研讨，从东部沿海到西部内陆，中国金融体系的现代化已经进入全面渗透、结构性重构的新阶段。

全球化不会退潮，但规则会被重写。中国要做的不只是在既有规则框架中争取话语权，更是在新规则的构建中争取定义权和共建权。这正是本届论坛留给金融界最深刻的启示。 而要成为规则制定者，需要的不仅是对旧秩序的挑战，更要拿出经得起质疑、可落地执行的新方案。在多极博弈的时代，谁能提出真正具备包容性和互操作性的治理框架，谁才能掌握下一阶段全球金融秩序演进的话语高地。